创伤与复原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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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2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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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伤与复原,这是一本非常著名的精神医学著作之一,也是心理咨询师、创伤治疗师必读的一本书,书中内容写得非常丰富,可以让你了解到更多专业知识。
创伤与复原介绍
在西方,关于心理创伤疗愈的著作非常丰富,其中通俗易懂的当属美国资深心理创伤专家朱迪思·赫尔曼所写的《创伤与复原》。
书中对于心理创伤的来源与内涵有很清楚的定义:受害者在压倒性的力量下陷于无助,从而形成一种强烈恐惧、失控和面临毁灭威胁的感觉。这种压倒性的力量,可以是地震、台风这类的天灾,也可能是战争、性侵害等暴行。创伤受害者所承受的,除了直接伤害,社会往往也是另一种压力的来源。原因是,研究和治疗心理创伤“就不得不面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脆弱,以及人性的邪恶”。而这些丑陋的东西却正是整个社会所不想面对,一般人希望眼不见为净的。因此,也便产生了“受害的一方或许想遗忘,但是却无法遗忘;旁观的一方有着不自觉的强烈动机要遗忘,而就真的遗忘了”的矛盾情境。
本书的临床素材取自作者在一家女性精神医疗中心的20年执业经验和研究成果, 以及她在一所大学的附属医院10年教学和担任督导的经验,主题覆盖了乱伦恶行受害者、家庭暴力受害者,以及那些曾参与过战役的退伍军人和恐怖活动的受害者。
自1992年出版,本书就被誉为一部开创性的作品。它将个人经验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,主张心理创伤只能在社会背景中加以理解。出版20多年来,它改变了人们思考和治疗创伤事件与创伤受害者的方式。
对于心理咨询师和创伤治疗专家来说,本书将帮助你深入理解来访者心理创伤的本质,并提供有效的方法来辅助你,帮助来访者从创伤中复原。
对于创伤受害者来说,你可以在本书中获得理解和共鸣,更加深入地洞察自己的心理状态,并获得真正有效的帮助。
创伤与复原作者
朱迪思·赫尔曼(Judith Herman)
美国顶级创伤与虐待专家,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系的临床教授,剑桥医院暴力受害者课程的培训主管。她也是位于马萨诸塞的妇女心理健康联盟的创立者。
赫尔曼于1996年获颁国际创伤应激研究学会的终身成就奖。
创伤与复原主目录
第一部分 创伤性障碍
第1章一段被遗忘的历史
第2章恐怖经历
第3章外部关系的断绝
第4章囚禁
第5章受虐儿童
第6章一个全新的诊断分析
第二部分 复原的阶段
第7章治疗关系
第8章安全
第9章回顾与哀悼
第10章重建联系感
第11章共通性
创伤与复原前言
记住暴行,揭露真相对暴行的一般反应是将它排除于意识之外。某些违反社会常态的事,会恐怖到让人无法清楚表达出来,而只能用难以启齿(unspeakable)这个词形容了。
然而暴行会拒绝被埋藏湮没。否认暴行存在的欲望虽强,但认为否认于事无补的信念也一样强烈。民间流传的说法是,冤鬼绝不安息,它会始终阴魂不散,直到沉冤昭雪;而纸是包不住火的,恶事终必败露。想要重建社会秩序,让受害者得到抚慰,首要任务就是记住暴行,并揭露真相。
一方面想要否认恐怖暴行的存在,另一方面又希望将它公之于世,这种矛盾正是心理创伤的主要对立冲突之处。暴行的幸存者通常会用高度情绪化、自相矛盾和零碎片段的方式述说他们的惨痛遭遇,但这种方式严重损及他们的可信度,因而导致出现到底是要说出真相、还是保持缄默的两难困境。只有彻底认清真相,幸存者才有可能出发迈向康复之路。可惜大多数时候保持缄默的力量赢了,创伤经历不是用言词表达出来,而是以精神症状的方式形诸于外。
受创者所表现的心理症状是:既想让别人注意到那难以启齿的创伤秘密,又想极力掩藏它的存在。最明显的例子是,受创者会交替出现麻木无感和创伤事件重现两种不同症状。创伤的这种对立冲突点会引起复杂的、(有时是)非常严重的意识状态改变,这就像乔治·奥威尔(George Orwell)(20世纪致力于揭露真相的学者之一)所谓的双重思想(doublethink);或是精神医学专家找出的中性而精准的字眼,即所谓的解离(dissociation)。这会形成变化多端、富戏剧性,通常也很怪异的歇斯底里(hysteria)症状;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(Sigmund Freud)在一个世纪前即认为,此症乃是患者对童年时所受性虐待的一种伪装过的表达方式。.....
创伤与复原截图
心理创伤疗愈经典畅销丛书
创伤与复原
Trauma and Recovery: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—from
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
(美)赫尔曼(Herman,J.) 著
施宏达 陈文琪 译
ISBN:978-7-111-50779-6
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,电子版由华章分社(北京华
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,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)全球范围内制
作与发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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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序一 与创伤真正和解
推荐序二 穿越创伤的旅程:为了重生
前言 记住暴行,揭露真相
第一部分 创伤性障碍
第1章 一段被遗忘的历史
面对人的脆弱性与劣根性
歇斯底里症的英雄时代
喝彩渐歇,英雄退却
战争创伤神经性官能症
难以磨灭的长期烙印
两性战争中的战场神经性官能症
第一次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
第2章 恐怖经历
自我防御系统瓦解之后
过度警觉
记忆侵扰
禁闭畏缩
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
第3章 外部关系的断绝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受损的自我
脆弱性与适应性
社会支持的影响
最亲近之人的评价
社群的角色
第4章 囚禁
心理上的支配
断绝与外界的联结感
彻底投降
长期创伤症候群
人际关系的重大改变
第5章 受虐儿童
受虐环境
双重思想
双重自我
对身体的攻击
长大的孩子
第6章 一个全新的诊断分析
错误的诊断标签
新概念的需要
成为精神科患者的创伤患者第二部分 复原的阶段
第7章 治疗关系
首要原则:恢复自主权
创伤性移情作用
创伤性反向移情作用
卷入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冲突里
治疗契约
治疗师的支持系统
第8章 安全
给难题命名
恢复主导权
建立安全环境
照顾自己,掌控身体
完成第一阶段
第9章 回顾与哀悼
重建创伤故事
转化创伤记忆
哀悼创伤导致的损失
第10章 重建联系感
学习战斗
与自己和解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重新与人建立心理联系
追寻创伤患者的使命
创伤的解脱
第11章 共通性
借助他人找回自己
为安全而组建的团体
回顾与哀悼的团体
团体帮助成员,成员启发团体
临别的仪式
再创联系的团体
后记 创伤的矛盾冲突仍未休
附表推荐序一 与创伤真正和解
十几年前,我在德国获得一本书叫《加害者的心理治疗》,那时我
就想,别人真是走得前啊,我们受害者研究还忙不过来,他们已经在忙
加害者研究了。最近,在上海中德家庭治疗培训班上,德国老师告诉我
们,他们邀请了犹太人后裔和当年的纳粹后裔成立了一个讨论小组,来
分享各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和各自在家庭中的经历。
心理创伤的后果导致记忆两极发展,一方面为遗忘,人们总认为,过去的事情,就让它过去吧。而另一方面,记忆以增强的闪回方式存
在,你想忘记也忘记不掉,就像电影《归来》中的冯婉瑜一样,将记忆
停留在某一刻,就像陷在时光隧道中一样,所有的记忆就在那儿反复循
环,或者干脆时间在那一刻停滞,整个记忆被冰冻封存起来。
其实创伤导致的所谓“遗忘”只是假装遗忘,它在家庭中、在社会上
会以代际传递的方式横向传递给其他亲属、相关家庭,纵向传递给向下
数代。
有时创伤还会“以其人之道,还治他人之身”的方式进行下去,这
时,多年前的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。
纵观人类近代史,红九类变成黑九类,造反派被别人造了反,诸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。虽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但此类事件的相关
家庭及其后代不还是在同一国家、同一地区、同一单位,甚至同一屋檐
下继续抬头不见低头见和继续相处吗?
又或者,自己完全变本加厉地纠缠于既往的创伤记忆中,对自己的
身体加以蹂躏,仿佛这样能够在精神上鄙视肉体一样。在本书中,一位
幸存者描述到:如果是我付钱找人做的,我喜欢对自己进行人身虐待,这会让我飘飘欲仙,但我要掌控。我度过一段酗酒的时期,当时我会去
酒吧,选出一个我能发现的最肮脏、污秽的男人,然后和他发生性关
系,我会侮辱自己……这一段像极了《天龙八部》中段誉的娘——刀白
凤做的事情,因为段誉的爹段延庆风流成性,经常找别的女人,于是刀
白凤到街上找了一个最丑最脏的男人过了一夜,这样才有了段誉。
个体创伤如此,群体创伤就更加危险。一个群体会极具攻击性,对
异己、其他群族、其他组织、其他文化极具排他性和侵略性;个人则清
心寡欲、极具苛刻、自责与自罪,这也是长期以来的一个现象:妄自菲
薄、自我贬低、自我放逐,对他国盲目崇拜,对他国文明更是全盘接
受。
我们的近代史就是一个创伤的历史,这种创伤既有现实层面上的,又有内心层面上的,那就是:整个民族不是极度自卑就是极度自恋。对
这一点,鲁迅先生用阿Q作为一个民族符号进行了深入的描述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这本书就有了更高的社会意义和更深的专业意
义。
治疗个体创伤、治疗群体创伤,需要专业的治疗师,治疗师此时面
临两难的问题,是否让自己被创伤所淹没,造成来访者的二次创伤,或
者自己被创伤,成为受害者(如出现伦理难题)。
本书的出版既可供专业的心理创伤治疗专家所用,又可供那些专攻
急性创伤的工作团队参考,如本书提到的挪威团队针对翻船事件或一些
战争难民的工作就是很好的材料。
本书还重点提到儿童和妇女创伤,它指出,在心理创伤的研究史
上,第三阶段(就是现在)主要是性和家庭暴力导致的创伤(前两个阶
段为女性心理异常导致的癔症发作,以及与战争相关、发生在男性身上
的弹震症),这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又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。
最后,以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来结尾,寄希望于创伤的研究被重
视、被认识,这样创伤的个体间、群体间才能获得真正的和解:
你这云中的游子,你这超凡的乐师,你是怨恨这纷扰的尘世,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还是把眼睛和心灵留在大地,只任双翼在天空里飞驰?
施琪嘉
2015年6月20日推荐序二 穿越创伤的旅程:为了重生
今天,时隔10年,又一次研读朱迪思·赫尔曼的经典著作《创伤与
复原》,相关记忆如闪回一般,一页一页地呈现在我眼前。
第一次开始接受创伤治疗的培训,大约是在15年前的北大。
第一次读《创伤与复原》,大约是在10年前的国家图书馆。
第一次治疗典型的复杂性创伤所致的解离认同障碍(多重人格障
碍)病人大约是在9年前。
第一次走进监狱,开始对监狱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创伤研究和反社会
人格障碍的矫治大约是在8年前。
第一次在北大开设《心理创伤治疗》的研究生课程大约是在5年
前。
但是,心理治疗只是一种用来帮助人的理论和技术吗?
第一次成为心理创伤受害者的专家证人是在两年前,2013年12月。
我的学生李楠告诉我,在河南南阳桐柏县,有一位小学教师在其任教的
学校教室内,先后对该校一、二、三年级的多名幼女实施强制猥亵和性
侵犯。她们的律师希望得到我的帮助,对这些孩子所遭受的心理创伤进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行评估和鉴定,并给出治疗方案。这是我第一次阅读厚厚的卷宗,我读
到的不仅仅是滔天的罪行,也是这些留守的小女孩所遭受的非人伤害。
在那一年之后,又有律师找到我,在宁夏银川市灵武县,又有12名
学龄前的留守女童被学前班的教师性侵犯。我和学生李楠、布菲飞到灵
武,去探望和评估了这12个现在也还只是6~7岁的孩子。乍一看,她们
与平常的孩子并无两样,一样活泼可爱,但真正和他们在一起待过一会
儿以后,便可以观察到性创伤在她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的深深疤痕:严
重的回避行为、噩梦、闪回、惊恐、解离和麻木。有的孩子在被侵犯
后,几乎不再说话。
在赫尔曼的这本著作中,讨论的主要就是复杂性创伤所导致的心理
障碍。其中,童年期性创伤和虐待的受害者所遭受的歧视是她们所经历
的更严重的伤害。在所有的创伤类型中,性创伤是最严重的一种,主要
是因为几乎所有创伤的受害者都会被同情、支持和帮助,但性创伤的受
害者例外。
我曾经在北京监狱做了3年的研究和干预。记得有一位强奸犯通过
心理矫治有了明显的进步。有一天,他告诉我此前浑然不觉自己犯罪的
他突然开始悔过,那是因为他从家人处了解到被他强奸的女孩在案发后
全家都搬离了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庄,因为女孩被强奸的经历使得全家在
村子里都抬不起头来。这样的创伤甚至也会发生在同性之间。在留守男童中,被其男性教
师性侵犯的也并不罕见。这样的创伤都会严重地威胁自我甚至摧毁自
我。
我曾经为喧哗一时的李某某案的受害者Y姑娘的心理咨询师做过创
伤治疗的督导。伴随整个审理过程的心理咨询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
公众对Y姑娘的质疑乃至羞辱。在开庭前大约一周的时间,Y姑娘突发
危机心理崩溃,入院治疗,原因就在于有无耻之徒将本应严格保密的Y
姑娘的个人、家庭信息放在网络公之于众。那一刻,我深深体会到鲁迅
先生在20世纪初的第一篇白话文《狂人日记》中所说的“吃人”。这些无
良的律师、爆料者和对性创伤受害者报以歧视、无端怀疑的围观者所造
成的伤害甚至超过了性创伤本身。关于这一点,也是此书中所详细阐述
的,我要说的是,我在这方面的知识,首先就是来自于此书深入细致的
研究和讨论。
河南南阳的留守儿童性侵案,在我所出具的专家证词中,提出了让
受害儿童接受系统心理治疗的方案,并据此提出了受害者精神赔偿的依
据。最终,受害的儿童获得了130万元的赔偿,加害者被判死缓。
宁夏灵武的回族留守儿童性侵案,目前判决还没有做出,对信仰伊
斯兰教的回族孩子而言,在性创伤事件中,他们的受害更深,为了尽可
能地减少文化歧视对这些6~7岁孩子的影响,我也建议这些孩子改变其
所居住的环境,迁徙到其他地方生活。我们同样期待法律公正的判决,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以及对这些孩子予以更进一步的心理帮助——这大概是心理健康工作者
需要去做的工作。
心理治疗只是一种用来帮助人的理论和技术吗?在即将举办的中国
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的第四届年会上,将设立并颁
发“第一届万文鹏社会贡献奖”,我想,对一个可以帮助人幸福的行业来
说,社会责任也是我们不断进步的原因。
徐凯文
2015年仲夏于北大燕北园前言 记住暴行,揭露真相
对暴行的一般反应是将它排除于意识之外。某些违反社会常态的
事,会恐怖到让人无法清楚表达出来,而只能用难以启齿
(unspeakable)这个词形容了。
然而暴行会拒绝被埋藏湮没。否认暴行存在的欲望虽强,但认为否
认于事无补的信念也一样强烈。民间流传的说法是,冤鬼绝不安息,它
会始终阴魂不散,直到沉冤昭雪;而纸是包不住火的,恶事终必败露。
想要重建社会秩序,让受害者得到抚慰,首要任务就是记住暴行,并揭
露真相。
一方面想要否认恐怖暴行的存在,另一方面又希望将它公之于世,这种矛盾正是心理创伤的主要对立冲突之处。暴行的幸存者通常会用高
度情绪化、自相矛盾和零碎片段的方式述说他们的惨痛遭遇,但这种方
式严重损及他们的可信度,因而导致出现到底是要说出真相、还是保持
缄默的两难困境。只有彻底认清真相,幸存者才有可能出发迈向康复之
路。可惜大多数时候保持缄默的力量赢了,创伤经历不是用言词表达出
来,而是以精神症状的方式形诸于外。
受创者所表现的心理症状是:既想让别人注意到那难以启齿的创伤
秘密,又想极力掩藏它的存在。最明显的例子是,受创者会交替出现麻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木无感和创伤事件重现两种不同症状。创伤的这种对立冲突点会引起复
杂的、(有时是)非常严重的意识状态改变,这就像乔治·奥威尔
(George Orwell)(20世纪致力于揭露真相的学者之一)所谓的双重思
想(doublethink);或是精神医学专家找出的中性而精准的字眼,即所
谓的解离(dissociation)[1]。这会形成变化多端、富戏剧性,通常也很
怪异的歇斯底里(hysteria)症状;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(Sigmund
Freud)在一个世纪前即认为,此症乃是患者对童年时所受性虐待的一
种伪装过的表达方式。
目击者和受害者一样,也受到由创伤引发的对立冲突的折磨。对一
位目击者而言,实在很难保持头脑清楚并冷静以对,很难在当时即对事
件有整体性的观照,很难记住所有的细节,也很难将所有细节串联起
来。更难的是,要找到适当并具有说服力的言词将所见所闻传达给他
人。因此,那些企图描述所见暴行的人,也要承受被质疑的风险。当有
人公开说出暴行的见闻时,他同时也可能蒙受类似受害者所蒙受的污
名。
对残酷暴行的认知会周期性地成为公众议题,但从来不会持续太
久。否认、压抑和解离反应不只发生在个人身上,也发生在整体社会的
层次上。心理创伤的研究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沧桑史,就像曾遭受创伤的
人,我们已将过往的知识割弃,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过去,才能挽救现在
与未来。因此,想了解心理创伤,就要从重新探索历史开始。临床医生都知道,当被压抑的想法、感觉和记忆浮上意识层时,通
常会是一个洞察心理创伤的良机。这样的时机会发生在整体社会的历史
里,也会发生在个人的生活中。20世纪70年代,女性解放运动风起云
涌,并促使当时普遍存在的、加害女性的暴力犯罪问题成为公众讨论的
议题。那些长期受到压制而不敢声张的受害者,开始勇于揭露自己的隐
情。当我还是个精神科临床医生时,我就从我的病患身上听过无数的性
暴力和家庭暴力的故事。
由于身为女性运动的参与者,我得以在我的专业领域中发言以对抗
那些否认女性真实遭遇的论调,并以亲身见闻作为见证。我的第一篇关
于乱伦的论文,是于1976年与莉萨·赫希曼(Lisa Hirschman)合写的。
我们的原稿曾“秘密地”流传一年,之后才得以正式付梓。我们开始收到
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,许多妇女将她们从未吐露过的故事告诉我们。从
她们身上,我们领悟到勇于说出难以启齿的秘密之力量,也见证到当否
认与压抑的藩篱撤除后所释放出来的创造性能量。
这本书中呈现的,是我20年来的研究成果,以及我对性与家庭暴力
受害者的临床工作心得。它也反映了我对其他受创患者不断累积的了
解,特别是那些曾参与过战役的退伍军人和政治恐怖活动的受害者。这
是一本有关重建关联性的书:无论在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,在个人
与社群之间,或在男性与女性之间。这是一本描绘共通经验的书:无论
是在强暴罪行的幸存者和参战退伍军人之间,在受虐妇女和政治犯之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间,还是由独裁暴君所建立的大型集中营的幸存者和由家庭暴君所建立
的小型隐匿集中营的幸存者之间。
长期生活在恐怖情境中的人,所蒙受的心理伤害是可以预期的。创
伤造成异常的范围有如一个光谱,从单一巨变事件的影响,到长期不断
受虐的复杂影响。既有的精神疾病诊断观念,尤其是那些会轻易加诸在
女性身上的重度人格障碍之诊断,通常已难以识别出受创对个人的冲
击。本书的前半部分将描述人类对创伤事件的适应性变化之连续光谱范
围,并对长期不断受虐的幸存者所产生的心理异常给予一个新的诊断名
称。
由于创伤症候群(traumatic syndromes)有许多相同的基本特性,因此复原过程也大致沿着相同的途径。主要的复原阶段为:建立安全
感,还原创伤事件真相,修复幸存者与其社群之间的关联性。本书的后
半部分将会对治疗过程做一个整体性概述,并对受创者的心理治疗提出
新的观念架构。对于创伤造成异常的特性和治疗的原理,本书都使用幸
存者的见证和各种文献中的案例来加以阐述。
本书的研究素材包括我早期对乱伦恶行幸存者的研究,我近期对童
年创伤与边缘型人格障碍之关系的研究。本书的临床素材则是我在一家
女性精神医疗中心的20年执业经验,在一所大学教学医院10年教学和担
任督导的经验。本书最重要的部分,是创伤幸存者的见证之词。为了保密,所有当
事人我都冠以假名,只有两者例外。其一,那些接受过访问并谈及他们
工作内容的治疗师和临床医师;其二,那些已将故事公之于世的幸存
者。至于叙述案例的短文都经过改编,每一篇内容都是由许多不同患者
的经历综合而成的。
面对幸存者带给我们的挑战,我们要设法将支离破碎的情节拼凑起
来,要将历史还原,并据以解释他们现在所表现出来的症状。在创伤的
议题上,我一直努力整合临床的观点和社会的观点,既不牺牲个人经验
的特异复杂性,也不忽视社会政治背景的广泛影响性。我也一直尝试统
合那些有明显分歧的知识,并试图发展出可同样应用在不同议题上的观
念:那些应用于传统女性角色中的家庭与性生活的经验,以及应用于传
统男性角色中的战争与政治活动的经验。
本书诞生的时代,正是一个因女性运动而得以公开讨论普遍存在的
性与家庭暴力的时代,也是一个因人权运动而得以公然控诉普遍存在的
政治暴行的时代。我预期,这会是充满争议性的一本书:首先,它是用
女性主义的观点写成的;其次,它挑战了既有的诊断观念;最后,可能
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它谈的都是一些可怕、讨厌的事,一些没有人真正
想听的事。我尝试在传达自己想法的时候,使用的是一种能与大众产生
联系的表达方式,希望一方面能忠实地恪守专业上的冷静、理性的传
统,另一方面又能不失真地反映出被侵犯者和被伤害者的激情控诉。我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也在试着找出一种表达方式,既抵挡得住双重思想的控制,又能让大家
愿意进一步正视那群受着“难以启齿”创伤折磨的人。
[1] 又译为“分离”。——编者注第一部分 创伤性障碍
第1章 一段被遗忘的历史
要让创伤的事实得到大众的注意,需要有愿意相信并保护受害者,还能让受害者与目击者联合起来的社会背景。
心理创伤的研究有一段令人费解的历史——一种间歇性的失忆现
象,即会有一段积极探究的时期与一段漠视遗忘的时期轮流交替着。这
种现象在19世纪即不断重复,类似的一些研究在刚开始从事后不久又忽
遭弃置,总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又重新被发现。50或100年前的经
典文件,内容读起来还像现代作品一样新颖。虽然这个领域事实上有非
常丰富而深厚的传统,但总是会被周期性地遗忘,然后再周期性地捡回
来。
造成这种间歇性失忆现象的原因,并非由于研究主题的流行风潮改
变所致——虽然这是每个学术领域的普遍现象。心理创伤的研究并没有
因缺乏兴趣而式微;相反地,这个主题所激起的争议是如此强烈,让它
不时地成为众人围剿的对象。心理创伤的研究不断带领我们进入不可思
议的领域,并让我们的一些基本信念濒临崩溃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面对人的脆弱性与劣根性
研究心理创伤,无可避免地要面对人类在大自然中的脆弱性,和存
在人心中的劣根性。研究心理创伤,也意味着要忍受见证可怕事件的痛
苦。如果事件是大自然的灾难或不可抗拒的意外,目击者很容易就对受
害者产生同情心;但假如是人为的,目击者将会在受害者与加害者间陷
入矛盾的困境。而在此矛盾中绝无可能保持中立,目击者势必被迫选边
站。
通常会有强大的诱惑力让目击者选择站到加害者一边。所有加害者
要的是目击者什么事都不做,他们诉诸一般人不想看到、听到、谈到恶
事的人性弱点。相反地,受害者要的是目击者分担痛苦,受害者寄望于
目击者的是行动、承诺和不遗忘。研究纳粹集中营创伤患者的精神科医
生利奥·艾丁格(Leo Eitinger),描述了受害者和目击者间残酷的利害
冲突:“战争与受害者都是社会急于忘却的,任何痛苦与不快的事都会
被覆上遗忘的纱幕。我们看到两边的正面冲突:一边是受害者,他们可
能想忘却忘不了;另一边是所有那些(带着强烈的、通常是不自觉的动
机)极力要遗忘也成功办到的第三者。这种对比……对两边而言通常都
是非常痛苦的。而最弱势的一方……在这场无声且不平等的对话中,永
远是输家。”
加害者为了逃避对罪行应负的责任,会尽其所能促使大众忘记此事。保密和令受害者保持缄默是加害者的第一道防线,一旦事迹败露,加害者就会开始攻击受害者的可信度。如果加害者无法使受害者完全闭
嘴,那么他会想办法让受害者的话无人想听。为达此目的,他会编造出
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论点,从最露骨的否认,到最诡辩和冠冕堂皇的
理由。在每一个暴行之后,你可能都会听到意料中的相同辩解之词:根
本没有这种事,她(受害者)说谎,她太夸大了,这一切都是她自找
的;无论发生过什么事,现在该做的是忘掉过去、迎向未来。加害者的
权势愈大,定义对他有利的所谓实情的特权也愈大,而他得胜的机会当
然也愈大。
如果目击者单独面对加害者,加害者的辩解常显得无可反驳。缺少
社会大环境的支持,目击者常会屈服于改变立场的诱惑。有时就算受害
者是社会上受人爱戴或重要的人物,这种情形还是会发生。所有参战过
的军人,甚至连那些已被视为英雄的军人,都会沉痛地控诉:没有人会
想知道战争的真实景况。如果受害者是那些原本就地位低下者(如妇女
或小孩),她可能会发现,其创伤事件的悲惨程度居然已超出社会所愿
意承认的范围。她的经历遂变得难以启齿了。
研究心理创伤永远要对付的问题,就是大众对受害者的怀疑或者贬
抑。综观这个领域的历史,总是激烈地争论着:那些有创伤后症状的患
者是否有资格受到重视与医疗照顾,或根本是罪有应得;他们是否真的
被痛苦折磨,或只是诈病;他们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,如果是假的,是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纯属想象呢,还是恶意的杜撰?纵使心理创伤的现象有大量的文献记
录,争论的焦点却始终围绕在这个基本问题上:这个现象是可信的吗?
是真的吗?
不只是那些有创伤后症状的患者,就连这方面的研究者之可信度也
不断遭受质疑。临床医生如果对创伤患者的故事聆听得太多太仔细,通
常会引来同事狐疑的眼光,好像这是一种传染病。研究者如果在这个领
域探究得太深入,以致超出传统认知的范围,通常得到的待遇是学术上
的孤立。
要让创伤的事实得到大众的注意,需要有意愿相信并保护受害者、还能让受害者与目击者联合起来的社会背景。对个别的受害者而言,这
种社会背景指的是与朋友、情人和家人的关系;对社会大众而言,这种
社会背景要靠争取弱势团体发言权的政治运动来创造。
因此,对心理创伤的系统研究也需要倚靠政治运动的支持。的确,这样的研究是否有可能进行或公开讨论,本身就是个政治问题。战争创
伤的研究之所以具有正当性,是因为社会大众开始质疑为何要让年轻男
子牺牲在战场上;性与家庭生活创伤的研究之所以具有正当性,是因为
社会大众开始认识到女性与儿童地位低下的事实。要提升这个领域的研
究,就需得到力量强大的政治运动之支持,并确立研究者与受害者的同
盟关系,一起对抗社会上否认和要求噤声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要求人权的
强大政治运动,没有积极挺身而出做见证的行动,此类研究将无可避免地会被压制被遗忘所取代。压抑、解离和否认的现象不只存在于社会的
意识中,也存在于个人的意识里。
一个世纪以来共发生过三次,每次各有一种独特形式的心理创伤进
入社会的意识之中,每次对创伤的研究也都因为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声气
相通而得以兴盛于一时。第一个出现的是歇斯底里症——一种典型的女
性心理异常,对它的研究发展于19世纪末的法国,当时正处于拥护共和
政体、反对教会干政的政治运动时期。第二个是炮弹冲击症(shell
shock)或战场神经官能症(combat neurosis),对它的研究开始于第一
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和美国,于越南战争后达到全盛时期,它的政治背
景是当时正处于战争狂热的瓦解和反战运动的兴起。最后也是最近一个
引起世人关注的心理创伤研究是性与家庭的暴力,它的政治背景是发展
于西欧和北美的女性主义运动。我们现在对心理创伤的理解,就是建立
在这三个主题的综合研究上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歇斯底里症的英雄时代
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,歇斯底里症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焦点。歇
斯底里症这个名词在当时几乎是众所周知,而且无须费心定义,人人都
理解其意义。一位历史学家曾说:“2500年来,歇斯底里症一直被认为
是一种奇怪的疾病,有着矛盾和费解的症状。大部分医生都相信,它源
于子宫,是女性才会罹患的疾病。”歇斯底里症也因此得名。另一位历
史学家也解释道,歇斯底里症是“一个戏剧性的医学隐喻,是男人用来
形容会在女性身上发生的任何神秘或难以处理的症状”。
歇斯底里症研究的开山祖师是伟大的法国神经学家让–马丁·沙可
(Jean-Martin Charcot)。位于法国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(Salpêtrière)
是一间古老、占地很广的医院,长久以来一直是巴黎那些最卑微可怜的
无产阶级的收容所:乞丐、妓女和精神病患。沙可将这个被忽视的场所
改造成现代科学的圣殿,许多才华洋溢和野心勃勃的神经学家、精神科
医生,都不远千里地跑到巴黎向这位大师学习。其中几位最卓越著名的
朝圣者有:皮埃尔·让内(Pierre Janet)、威廉·詹姆斯(William
James)和弗洛伊德。
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带给大众的想象空间,就如同一趟未知世界的探
险旅程。沙可的研究不只在医学的领域中闻名,在广大的文学与政治领
域中同样影响深远。他的周二讲座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活动,参加的人“有来自全巴黎的各色人等:作家、医生、大牌演员,以及凑热闹的
上流社会交际花,全都充满病态的好奇心”。在这些讲座中,沙可使用
现场示范表演的方式阐述他在歇斯底里症研究上的发现。在现场展示的
都是他一些年轻的女性患者,她们原本生活在充满暴力、压榨和被强暴
的环境中,后来投奔到萨尔佩特里埃医院而受到庇护。这个庇护所提供
的安全感和保护,是她们之前做梦也想象不到的;对一群成为沙可出色
的明星表演者的女性而言,这个庇护所似乎也提供了她们成名的机会。
沙可所展现的极大勇气实在值得赞扬;由于他的声望,一向被排除
于正统科学研究领域之外的歇斯底里症研究因此得到认可。在沙可之
前,罹患歇斯底里症的女性一直被认为是诈病,治疗方式也只停留在催
眠术和坊间民俗疗法的层次。当沙可过世时,弗洛伊德颂扬他是一位解
放受苦受难者的守护神:“没人相信歇斯底里症患者,也没人把她们当
一回事。沙可研究工作的第一个成就,就是重建了这个议题的尊严。渐
渐地,人们也改变了以前对待歇斯底里症患者那种轻蔑嘲弄的态度。她
们不会再被认为是诈病者,因为沙可已倾其学术声望支持歇斯底里症现
象的真实性与客观性。”
沙可对歇斯底里症(他称之为“大神经性官能症”(the Great
Neurosis))的研究方法类似分类学。他强调要仔细地观察、描述和分
类。他巨细靡遗地记录歇斯底里症的症状特征,不只使用文字,也使用
绘图与摄影。沙可特别注意那些类似有神经受损情况的歇斯底里症症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状:麻痹瘫痪、感觉丧失、抽搐痉挛、失忆。在1880年,他就证实了这
些症状是心因性的,因为这些症状可以使用催眠术诱发和再现。
虽然沙可对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症状付出无微不至的关注,但他对她
们的内心世界则一点兴趣也没有。他视她们的情绪为一种需要加以分类
的症状,将她们的谈话描述为“发出的声音”。他对病患的态度,可以很
清楚地从他在一场周二讲座里所说的话中看出来。沙可利用一位已被催
眠的年轻女子来示范歇斯底里症的痉挛发作:
沙可:让我们再压一下歇斯底里症的病源点。(一位男性实习医生
碰了一下病患的卵巢部位。)就是这样,有时病患甚至会咬自己的舌
头,但这很少见。看那拱起的背部,这在教科书中描述得很详细。
病患:妈!我好害怕!
沙可:注意那情绪的爆发,如果我们让它如此持续下去,很快会回
复到癫痫症状的行为……(病患再次大喊:“喔!妈!”)
沙可:还有,注意这些喊叫。你可以说它是毫无由来的吵闹声。
沙可追随者的野心是,想以验证出歇斯底里症的成因超越沙可的成
就。竞争最激烈的要属让内和弗洛伊德。他们都想成为这个伟大发现的
第一人。在追求此一目标的过程中,他们都发现,光观察和分类歇斯底
里症患者是不够的,还需要和她们深入交谈。就在这短短的10年间,身为科学家的男人用爱心与尊重聆听女性的心声,这个举动实属空前绝
后。他们几乎天天与歇斯底里症患者会面,常常一谈就是数小时。这个
时期的个案研究,读起来几乎就像是医生与患者共同创作的作品。
这些研究终于有了成果。19世纪90年代中期,在法国的让内,和在
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及其合作者约瑟夫·布洛伊尔(Joseph Breuer),都各
自得出极为类似的结论:歇斯底里症是由心理创伤造成的。创伤事件引
发让人难以承受的情绪反应,并因此使意识状态改变,从而造成歇斯底
里症的症状。让内称这种意识状态的改变为“解离”;布洛伊尔和弗洛伊
德则称它为“双重意识”(double consciousness)。
让内与弗洛伊德都识别出由心理创伤引发之意识状态的改变,与由
催眠术引发之意识状态的改变之间的基本相似性。让内认为,解离或催
眠状态的存在,是一种心理弱点和暗示情绪的表征;相反地,布洛伊尔
和弗洛伊德则认为,歇斯底里症和与其相关的意识状态的改变,也可能
会发生在“才华最出众、意志力最坚强、品格最高尚和批判力最强的人
身上”。
让内与弗洛伊德也都识别出歇斯底里症的生理症状,其实是代表已
从记忆中被排除的强烈痛苦经历,以一种伪装过的形式表现出来。让内
描述他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是被“潜意识的固着意念”(subconscious fixed
ideas)(对创伤事件的记忆)所控制。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则对此给出
了一个不朽的总结:“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痛苦主要来自回忆。”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19世纪90年代中期,这些研究者也发现,当创伤记忆和伴随着强烈
感受被找回并述说出来时,歇斯底里症的症状有可能会减轻。这个治疗
方法后来演变成现代心理治疗的基础。让内称这种技巧为“心理分
析”(psychological analysis);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称为“发
泄”(abreaction)或“宣泄”(catharsis),弗洛伊德后来将它称为“精神
分析”(psychoanalysis)。但是一个最简明、可能也是最好的名称,则
是由布洛伊尔的一位患者发明的。布洛伊尔给她一个假名叫安娜·欧
(Anna O),她是一位天资聪颖但有严重精神困扰的年轻女子。她称她
和布洛伊尔之间的私密对话为“谈话治疗”(talking cure)。
医生与病患间的合作是一种探索追寻的过程,在过程中巨细靡遗地
重建病患的过往经历,如此或有可能解开其罹患歇斯底里症之谜。让内
在描述一位病患时提到,在治疗过程中,原本谈的是近期的创伤经历,但慢慢地将重心转移到对更早期经历的探索:“在移除了令人困惑的表
层之后,我终于看到那原本静静栖息在她心灵深处、年代久远又盘根错
节的固着意念。这个固着意念因被揭露而渐渐消失,患者的病情也因此
得到极大的改善。”布洛伊尔描述他与安娜·欧的工作时也说:“沿着记
忆的丝线往源头探索。”
弗洛伊德则沿着这条丝线走到最源头处,而这也必然引领他去探索
女性的性生活。虽然古老的临床传统认为女性的性欲与歇斯底里症症状
有关,但弗洛伊德的良师益友(沙可和布洛伊尔)则高度怀疑性欲在歇斯底里症的成因中所扮演的角色。弗洛伊德一开始并不接受这个观
念:“当我开始分析我的第二个病患时……性神经性官能症是歇斯底里
症主要部分的预期早就远离我的脑海。我刚受到沙可学派的启发,而且
我认为将歇斯底里症与性欲这件事扯在一起实在是一种侮辱——就像那
些女性患者所感受到的一样。”
这种对病患反应的同理心,是弗洛伊德早期有关歇斯底里症作品的
特色。他的病历研究记录透露,一个男人表现出如此热切的求知欲,以
致愿意克服自己的防卫心理,并愿意倾听。他所听到的故事则令人胆战
心惊,病患不断地告诉他有关性侵害、虐待和乱伦的事。弗洛伊德和他
的病患沿着记忆的丝线回溯,发现儿时的主要创伤事件被隐藏在最近
的、通常也相当普通的经历底下,而这经历正好促使歇斯底里症症状的
初发。1896年,弗洛伊德相信自己已找到歇斯底里症的源头了。在一份
名为《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》(Aetiology of Hysteria)、包含18个病例
研究的报告中,他做了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宣示:“我因为这些研究而提
出的论点是,每一个歇斯底里症案例的起因,都有一次或多次的过早性
经验发生,而发生的时间都在人生的最初几年。虽然事件的发生已相隔
数十年,却可能透过精神分析的过程使其重现于记忆中。我相信这是一
个重要的发现,是神经病理学的革命性发现。”
100年后,这篇报告与现代对童年性虐待之影响的临床描述相比仍
毫不逊色。这是一篇才华洋溢、悲天悯人、滔滔雄辩、细心推理的重要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文件。它那充满自信的篇名与欢欣的笔调暗示着,弗洛伊德视自己的这
番贡献在此领域中绝对是划时代的。
然而《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》的正式付梓,却也同时宣告此一系列
研究的结束。不到一年的时间,弗洛伊德在私下已拒绝承认歇斯底里症
病源的创伤理论。他在信件中很清楚地表明,他愈来愈受理论中假设的
激进社会性指涉所困扰。歇斯底里症在女性中甚为普遍,如果他的患者
的故事是真的,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,他将要被迫下一个结论:他所
谓的“对儿童的性变态行为”应具有共通性,它不只会发生在巴黎的无产
阶级——他开始学习歇斯底里症之处,也会发生在维也纳受人尊重的中
产阶级家庭中——他执业之处。这样的想法根本无法令人接受,它的可
信度是受到质疑的。
面对这样的困境,弗洛伊德停止对女性病患的倾听。这个转折点被
记录在有名的“多拉”(Dora)案例中。这是弗洛伊德最后一个歇斯底里
症个案研究,读起来已不再是合作地共同探索,而比较像明争暗斗。弗
洛伊德和多拉之间的互动,被形容为像是一场“情绪的搏斗”。在这个案
例中,弗洛伊德仍认可病患所经历之事件的真实性:青少年时的多拉是
父亲精心设计的性游戏中的傀儡,父亲将她提供给朋友当性玩具。然而
弗洛伊德却拒绝承认多拉的感觉是愤怒且屈辱的;相反地,他坚持要多
拉探索她性兴奋的感觉,就好像被玩弄正好是她情欲的实现与满足。多
拉最后中止接受治疗,弗洛伊德则视此为报复行为。两人关系的破裂,也标示着一个原本存在于野心勃勃的研究者与歇
斯底里症患者之间合作年代的终结。将近一个世纪以来,这些患者还是
受到轻蔑与压抑。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对叛逆的多拉存在一股特别的恨
意,一位弗洛伊德的弟子曾这么描述多拉:“她是我所见过最令人厌恶
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之一。”
由于抛弃了歇斯底里症的创伤理论,弗洛伊德创造出精神分析论。
这个在往后近一个世纪占据主流地位的心理学理论,原来是建立在否定
女性真实状况的基础上。性欲仍然是研究的中心主题,但尽管剥削的性
关系确实在发生,如此的社会真相却完全被隐藏起来。精神分析成了对
幻想与欲望内在变化的研究,与真实的经验完全脱节。20世纪的最初10
年,在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患者做不实叙述的临床证据下,弗洛伊德
下结论说,他的歇斯底里症病患所说的童年遭受性虐待的事都是假
的:“我最后不得不承认,那些性诱惑的场景从未发生过,都只是我的
患者编造出来的幻想。”
弗洛伊德态度的转变,也预示了歇斯底里症英雄时代的完结。在世
纪交替后不久,这个由沙可开山立派,再由追随者发扬光大的研究领域
已被弃如敝履。催眠术和意识状态的改变又再次被贬谪到神秘的暗处,心理创伤的研究因此被束之高阁。一段时间之后,就连歇斯底里症这种
疾病据说也已几近绝迹。
这种戏剧性的转变绝非个人之力所能造成。为了了解何以歇斯底里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症的研究会如此彻底瓦解、何以如此伟大的发现竟被快速地遗忘,我们
有必要探究一下最早让此研究兴起的当时学术与政治氛围。
19世纪法国最主要的政治冲突,就是拥护既有的宗教结合君主专政
的人士,与拥护政教分离、主张建立共和体制政府的人士之间的斗争。
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,这种冲突造成7次政府垮台。随着1870年第
三共和的建立,新而脆弱的民主政体的创始者,发动了一个富攻击性的
运动以巩固他们的权力基础,并打击和削弱他们主要对手的力量——天
主教会。
这个时期的共和政府领导人,都是一批白手起家的男人,属于正在
兴起的中产阶级。他们视自己为捍卫启蒙运动传统的代表,正与一大股
反动势力进行殊死战斗:贵族政治和神权政治。他们的主要政治斗争是
争夺教育的主导权,意识形态的斗争则为男人的忠诚与对女人的所有
权。就如第三共和的创始者之一朱尔斯·费里(Jules Ferry)所说:“女
人,如果不让她们属于科学,她们将属于教会。”
沙可的父亲是一位有钱又有名望的商人,他自己则是这个新中产阶
级精英中的精英,他的客厅是第三共和政府的一些达官贵人聚会的场
所。他和官场上的一些同侪都极力宣扬去宗教化的科学观念。他在19世
纪70年代将萨尔佩特里埃医院予以更新并现代化,就是以具体行动证明
去宗教化的教学方式和医院管理的优越性。而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,也是用来证明去宗教化的观念体系比宗教性体系正确有用得多。他的周二讲座也是一个政治性演出,他的任务就是宣告罹患歇斯底里症的女人
是属于科学的。
沙可对歇斯底里症的阐述,也替与此症相关的一些现象提供科学性
的解释,诸如魔鬼附身、巫术、驱邪、灵魂出窍等。他最可贵的研究计
划之一,是将从古至今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的歇斯底里症作了一个回顾性
诊断。他和弟子保罗·里彻(Paul Richer)出版了一本中世纪艺术作品选
集,借以阐明其理论:在艺术作品中描写的一些宗教性经验,也许可以
解释为歇斯底里症的征兆。沙可及其追随者也加入有关当代神秘现象的
激烈辩论,如圣痕纹身者、幽灵、信仰疗法等。沙可还特别关注传闻中
在卢尔德(Lourdes)新建的朝圣之地发生的奇迹式疗法。让内则专注
于基督教科学的美国现象。沙可的弟子德西雷·布尔纳维尔(Desiré
Bourneville)企图使用新制定的诊断准则,证明一位当时非常有名的圣
痕纹身者(名为路易丝(Louise Lateau)的虔诚年轻女子)其实是歇斯
底里症患者。所有这些现象,都宣称应属于医学病理学的范畴。
因此在19世纪末,有了这个庞大且具政治性的理由才激起研究歇斯
底里症的热切兴趣,也给了沙可及其追随者探究的动力。寻求歇斯底里
症之谜的解答,就是要用来展示去宗教化的启蒙运动对迷信反动力量的
胜利,同时也显示出去宗教化世界观的道德优越性。这些男性科学家对
歇斯底里症患者的仁慈呵护,与异端宗教法庭的暴虐呈现出强烈的对
比。另一位沙可的弟子查尔斯·里谢特(Charles Richet)在1880年即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察到:“许多被关在萨尔佩特里埃医院的患者之前曾受过火刑,她们的
疾病被当成一种罪行。”詹姆斯在10年后也发出共鸣:“在所有那些因当
权者对医学的无知而受害的人中,可怜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是迄今遭遇最
凄惨的;而她们要能逐步地复健并得到解救,就得倚靠我们这一代的仁
慈关注了。”
虽然这些男性科学家自认为是仁慈的解救者,提高了原本备受贬抑
的女性之地位,却从来也没想过男女的社会地位原应是平等的。女性只
是研究和表现人道关怀的对象,而不是她们所应享权利的主体。致力于
歇斯底里症启蒙观点的这群人,通常也是强烈反对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
和进入专业领域,也坚决反对女性有投票权的同一批人。
在第三共和的初期,女性主义运动尚未盛行。直到19世纪70年代晚
期,倡导女性主义的一些团体甚至还不准举行公开集会或出版发行其作
品。1878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女权代表大会中,那些倡议给予女
性投票权的人士遭到禁止发言,因为此举被认为太具革命性。女权倡议
者认识到她们的命运得依赖那仍显脆弱的新民主体制的存在,因此愿意
委曲求全,以便保持与共和政府的和谐同盟关系。
而一个世代之后,那些共和创始者的政权已经巩固,非宗教性的共
和政府在法国已渡过难关并繁荣发展。19世纪末,反对宗教干政的斗争
得到实质上的胜利;与此同时,对那些已被启发的男性而言,想装腔作
势支持女性变得更为棘手,因为女性本身如今已勇于站出来为自己发言。在民主政治较成熟的英国与美国,女性主义运动好战分子开始将理
念传扬至欧洲大陆,而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对争取女性权益的立场也益发
坚定,有些甚至尖锐地批判那些共和创始者和挑战那些男性科学家怜悯
施恩的态度。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在1888年即嘲弄沙可是“利用研究一种
疾病当借口,来进行女性的活体解剖”,并对女性进入医学专业领域充
满敌意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喝彩渐歇,英雄退却
进入20世纪后,当初促使歇斯底里症英雄时代诞生的政治推动力已
经消散,也不再有任何充足的理由让那些男性科学家再维持初衷,继续
这一系列的研究。歇斯底里症的研究诱使他们进入梦幻、情绪和性的神
秘世界,让他们得以倾听女性的心声,比他们预期要听到的多得多;他
们也得以了解更多女性的生活,比他们原本想知道的多得多。当然他们
从未企图要研究女性生活中有关性的创伤,之所以会走上这条路,是因
为研究歇斯底里症是这场意识形态“圣战”的一部分,在这个领域的发现
会得到众多的喝彩,另外这些科学研究者会因为他们的人道精神和勇气
而赢得尊敬。一旦这些政治动机逐渐消失后,这些研究者发现,他们陷
入自己研究成果的泥淖中,并由于太过涉入女性病患的生活而受到牵
累。
这个后坐力甚至在1893年沙可过世前就已出现。他发现有愈来愈多
的情况,他需要为他那使巴黎社会着迷的歇斯底里症公开讲座的可信度
做辩护。到处谣传着,那根本是一群暗示情绪较强的女人的舞台表演,她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循其老板通过催眠术所下的指令演出。在沙可
临终前,显然很后悔当初开展这个研究领域。
正当沙可从催眠和歇斯底里症的世界中撤退时,布洛伊尔也从女性
情感依附的世界中退却了。第一个“谈话治疗”结束于布洛伊尔狼狈地逃离安娜·欧。他之所以结束这段关系,可能是因为他的妻子非常厌恶他
与一位充满魅力的年轻女子关系如此密切。他毫无预警地终止这个历时
超过两年、几乎是天天会面的治疗过程。这样突然的撒手而去不仅危害
了患者,造成安娜·欧入院治疗,显然也深深伤害到布洛伊尔。他惊骇
地发现,他的患者是如此强烈地依附着他。与安娜·欧的最后一次会
面,他是带着“一身冷汗”离开的。
虽然布洛伊尔稍后与弗洛伊德一起合作出版了这个极不寻常的案
例,但他始终是一个不情愿又充满疑虑的研究者。而令布洛伊尔最感困
扰的,就是不断地发现性经验是歇斯底里症症状的根源。就像弗洛伊德
向他的密友威廉·弗莱斯(Wilhelm Fliess)抱怨的:“不久前布洛伊尔对
医生协会做了一个关于我的重要演说,听起来他已改变原先的立场,并
相信性欲病原学的理论。但当我私底下感谢他如此做时,他居然浇了我
一大盆冷水:‘我并没有改变,我还是不相信它。’”
弗洛伊德的研究将这一切远远地带往女性生活中从未被探触过的境
地。童年遭受性侵害是歇斯底里症根源的这个发现,超越了当时社会所
能容忍的限度,因此使他在专业领域中遭到全然的排拒。弗洛伊德原本
期待《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》一书的出版可为他带来荣耀与赞美,不料
前辈与同侪却表现得无动于衷、提都不想提。就如他不久后写给弗莱斯
的信中说的:“你能想象得到我有多孤立,就有多孤立。到处传说我已
遭放弃,空虚孤寂笼罩在我的四周。”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弗洛伊德随后从心理创伤的研究中退却,至今已被视为一件莫大的
耻辱,他的改变论调也被诋毁为个人怯懦的表现。但做这样的人身攻
击,似乎是不了解弗洛伊德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,在当时,任何知识的
跃进都会被视为是一个孤独男天才类似普罗米修斯(Promethean)般翻
天覆地的叛逆行为。无论他的论点多么强而有力,或他的观察多么确实
有效,在一个缺乏支持歇斯底里症研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的氛围中,无
论它是否会带来任何好处,弗洛伊德的发现都是不可能被大众接受的。
那种支持背景从未在维也纳存在过,在法国也很快就消失了。弗洛伊德
的竞争对手让内,从未放弃他的歇斯底里症创伤理论,也从未离弃他的
歇斯底里症病患,却在有生之年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研究成果被众人遗
忘、他的观念被嗤之以鼻。
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症创伤理论的否定,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益发教
条化。这个曾经将此研究探索至最深处并最能得其底蕴之人,竟然在往
后的人生中彻彻底底地否认它的存在。在此过程中,他同时也否定了他
的女性患者。虽然他仍继续将焦点放在患者的性生活上,却不再认可女
性真实经验中被剥削的本质。如此顽固的坚持使其理论更加扭曲,他坚
决主张女性想象并渴望那种受虐的性关系,虽然她们嘴里抱怨着。
如果知道弗洛伊德所面对的严峻挑战,也许就能理解他何以彻底改
变立场的本质。如要继续坚持自己的理论,就表示要认可女性和儿童所
受到的性压迫有多沉重。而唯一有可能对这种立场给予知性上之肯定与支持的,就只有当时正在萌芽中的女性主义运动,但这个运动正好严重
威胁到弗洛伊德所珍视的父权价值观。要让如弗洛伊德这种政治信仰和
专业野心的人与女性主义运动同流是绝无可能的。既然势不可挡,他选
择立刻与心理创伤研究和女性划清界限,转而发展出一套人类发展理
论,而女人的低下与虚假正是其学说的基本观点。在当时反女性主义的
政治气候下,这个理论遂得以成功并枝繁叶茂。
在这群早期的研究者中,唯一一位将歇斯底里症的探索带至合理结
论的则是布洛伊尔的病患安娜·欧。在布洛伊尔离弃她之后,她显然仍
病了好几年,但最后她康复了。这位曾发明“谈话治疗”的沉默的歇斯底
里症患者,终于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找到自己的声音与健全的心智。她使
用笔名保罗·伯特霍尔德(Paul Berthold)将玛丽·沃斯通克拉夫特
(Mary Wollstonecraft)的经典论文《女权辩护》(A Vindication of the
Rights of Women)译成德文,并创作了一出舞台剧《女权》(Women’s
Rights)。她使用本名伯莎·帕彭海姆(Bertha Pappenheim)成为一位杰
出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者、知识分子和组织创立者。在漫长而成果丰硕
的生涯中,她管理一所专收女孩的孤儿院,创立一个犹太妇女的女性主
义组织,并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全欧洲和中东地区以推动对抗对妇女和儿
童的性剥削。她的奉献牺牲、无穷精力和力行承诺是充满传奇性的。一
位同事如此描述她:“这个女人体内有一座活火山……她为受虐妇女与
儿童而奋战,就如有切肤之痛一般。”当她过世时,哲学家马丁·布伯
(Martin Buber)如此赞颂她:“我不只钦佩她,更将在我有生之年永远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敬爱她。有些人拥有高尚灵魂,有些人拥有无限热情,但这两种人都比
我们想象中的少,更少的是同时拥有高尚灵魂和无限热情,而其中最少
的是一个有无限热情的高尚灵魂。帕彭海姆正是拥有这种高尚灵魂的女
性。她的事迹将永远传颂,见证其不朽的存在。”在遗嘱中,她希望那
些来到她坟前的人,能放上一颗小石头,“如同给了一个无声的承
诺……为善尽女性责任与追求女性幸福的使命尽一份心力……无畏地勇
往直前。”战争创伤神经性官能症
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前所未有的大灾难,心理创伤存在的事实
再一次逼使大众不得不面对。在这个长期消耗性的战争中,四年内死了
超过800万的男丁。当此大杀戮结束后,欧洲有四个帝国灭亡,许多西
方文明赖以维系的重要信念也为之动摇。
其中一项遭受战争蹂躏而幻灭的假象是:参战是男人的至高荣誉。
连续暴露在战场壕沟之中,处于极端恐惧的状态之下,使得面临精神崩
溃的军人数目大增。受困的绝望、不停地遭受死亡的威胁、还要被迫目
睹战友的残废与死亡而无任何得救的指望,这一切使得许多军人开始表
现得像个罹患歇斯底里症的女人。他们失控地狂叫和哭泣,他们僵住而
无法移动,他们变得沉默而无反应,他们失去记忆和感觉的能力。产生
这类精神症状的军人数目是如此庞大,以致需要紧急征用许多医院以容
纳他们。根据一项估算,精神崩溃患者约占英国战役伤亡人数的40%。
军方则企图封锁有关这些精神患者的报告,因为担心这会严重打击大众
的士气。
刚开始,那些精神崩溃症状被视为有生理性成因。英国心理学家查
尔斯·迈尔斯(Charles Myers)检验了最早的几个案例,将那些患者的症
状归因为炮弹爆炸的震荡效果引起的,并称此种神经性障碍为“炮弹冲
击症”。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,虽然很快就发现这些症候群也会发生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在那些未曾暴露于任何生理性创伤环境中的军人。渐渐地,军中的精神
科医生不得不承认,“炮弹冲击症”的症状是心理创伤引起的。长期置身
于暴力与死亡的精神压力下,已足以在男人身上引发类似歇斯底里症的
神经性症候群。
一旦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存在成为无法否认的事实,焦点就从医学
争议转到患者的德行情操上,就像当年对歇斯底里症的争论一样。从传
统主义者的观点而论,一个正常的军人应该为能投身沙场而自豪,并且
不能有任何的情绪性表现,当然更不该向恐惧屈服。那些产生创伤神经
性官能症(traumatic neurosis)的军人,说得好听一点是天生的低等人
类,说得难听一点则是诈病者和懦夫。当时的医学文章作者称这些患者
是“道德残障者”。一些军方高层则主张这些男人根本就不配被视作病
患,应该将他们交付军法审判或不光荣除役,而不是给予治疗照顾。
传统主义观点最有名的支持者,是英国精神科医生刘易斯·耶南
(Lewis Yealland)。在其1918年所著论文《战事所致的歇斯底里性障
碍》(Hysterical Disorders of Warfare)中,他提倡一种基于羞辱、威胁
和惩罚的治疗策略。对歇斯底里性症状如缄默症、感官知觉丧失、肢体
麻痹等都使用电击治疗。患者被指为懒惰与懦弱而遭辱骂,那些表现
出“丑陋之消极负面态度”的患者则以军法审判威胁之。其中有个案例是
耶南治疗一位不说话的病患,他将病患绑在一张椅子上,然后在他喉咙
上连续不停地电击数小时之久,直到病患开口说话为止。而在电击的过程中,耶南则不断地教训那位病患:“记住,你的行为一定要像个英
雄,就如同我期望你的那样……一个身经百战的男人应该是很懂得自我
控制的。”
相反地,较进步的医学权威则主张,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是一个真实
存在的精神疾病,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在有高尚德行情操的军人身
上。他们提倡一种基于精神分析原理的人道治疗方式。里弗斯
(W.H.R.Rivers)医生就是这种较自由主义观点的拥护者,他是一位全
才的知识分子,是神经生理学、心理学和人类学教授。他最有名的病患
是一名年轻的军官西格弗里德·萨松(Siegfried Sassoon),他以骁勇善
战和所著的战争诗歌而闻名;但后来以军人身份公开支持和平参加反战
运动并谴责战争,则让他变得声名狼藉。他在1917年写的《军人宣言》
(Soldier’s Declaration),内容读起来就像现代的反战宣言一般:
我做这个声明的目的,就是故意来藐视和挑战军事当局的,因为我
相信这场战争是被一群其实有能力结束它的人刻意延长的。
我是一个军人,我坚信我的行为以军人的利益为依归。我当初投入
的,是一个为了自卫与自由解放的战争,但我认为,这场战争如今已变
质为侵略与征服……我眼见并忍受军旅的痛苦,而我再也不愿意参与延
长这个痛苦,因为我相信其结果是罪恶且不义的。
由于担心萨松会因此遭受军法审判,一位也是诗人的军官同僚罗伯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特·格雷夫斯(Robert Graves)安排他住院接受里弗斯的治疗。他的反战
声明因此有可能被归因于心理异常。虽然萨松并没有真的精神崩溃,但
的确有格雷夫斯形容的“精神状态不佳”。他会慌张不安、暴躁易怒、受
噩梦所折磨。他冲动的冒险行为和鲁莽地置身于危险之中,为他赢
得“疯子杰克”的诨名。以现今的标准看,这些症状毫无疑问地符合创伤
后应激障碍的诊断。
里弗斯企图用治疗萨松的这个案例,说明使用人道文明的治疗方法
比那些惩罚性的传统方法高明得多。所有军事医学的治疗目标就是要让
伤员能重返战场,里弗斯并不质疑这个目标,他只是为一种谈话治疗的
形式之功效辩护。他不用羞辱的方式,而以有尊严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萨
松;他也不用压制言论的方式,反而鼓励萨松自由地写下和说出战争的
恐怖。萨松的回应是充满感激的:“他让我立刻有了安全感,他似乎了
解我的一切……我愿用尽我收藏的留声唱片去换取一点我和里弗斯的谈
话录音。这段记忆是我的重要资产,一位如此伟大良善的人,给了我如
此多的友谊与引导。”
里弗斯对这位著名病患的心理治疗被认为是成功的。萨松公开推翻
他的和平反战宣言并再度投入战场。纵使政治信仰并没有改变,但是他
依然这么做,因为他对那些仍在战场上的战友的忠诚感,因为他没有和
他们患难与共的愧疚感,也因为孤掌难鸣无力回天的绝望感。里弗斯经
由对人道治疗的探究建立的两项原则,其后被美国军方精神科医生在下一次大战中奉为圭臬。首先,一个素来勇敢非凡的人,有可能在无法抗
拒的恐惧中屈服;其次,要克服这种恐惧最有效的动力不是爱国心,不
是抽象理论,也不是对敌人的怨恨,而是一种更强烈的东西:战友间死
生一命的患难之情。
萨松从战争中存活了下来,但就像许多罹患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创
伤患者一般,注定会在余生中不断再现战争的痛苦。他献身于写作和不
断改写自己的战争传记,以保存对阵亡者的怀念,并推动和平主义的理
想。虽然已从“精神状态不佳”中完全复原,并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,但
他脑中仍不断萦绕着对那些没有他这么幸运的人之怀念:
炮弹震撼着。有多少这样短暂的炮击,却留给创伤患者心中永难磨
灭的余震;有多少次,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尚在言笑中的同伴瞬间被死神
带走。最可怕的时刻并不是发生的当时,而是现在;现在,在噩梦中狂
乱窒息时、在四肢麻痹瘫痪时、在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时。而最糟的是,他们原本拥有的雄伟英勇、无私无我、无怨无悔的高贵特质也全都瓦解
了——对那些高尚杰出的人而言,这就是炮弹震荡出的难以启齿的悲
怆……这些军人以捍卫文明之名成了殉道者,但他们的殉道不是一场丑
陋的骗局,还有待文明进一步证明。
战争结束后没几年,医学研究对心理创伤这个主题的兴趣再一次消
散。虽然仍有为数众多的慢性精神病患拥塞在退伍军人医院的一角,但
他们的存在已成为社会亟于忘却的尴尬事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一位年轻的美国精神科医生艾布拉姆·卡迪纳(Abram Kardiner),于1922年由维也纳回到纽约,在一年的朝圣之旅中他曾受教于弗洛伊
德。一个探寻伟大发现的梦想深深地启发了他,“有什么比做一个发现
心灵新大陆的哥伦布更令人兴奋的事呢?”卡迪纳成立一家精神分析的
私人诊所,当时约有10名精神分析学家在纽约执业。他同时也到退伍军
人署(Veterans’Bureau)所属的精神病院工作,在那里他看到许多战场
神经性官能症患者。他为这些患者痛苦的严重程度和自己无法治愈他们
而深感困扰。卡迪纳印象特别深刻的,是一位他治疗了一年却无太大起
色的患者。后来当这位患者向他表达感谢之意时,他奇怪地说道:“但
我并没有真的帮到你什么,我根本就没有把你的症状医好。”这位患者
却回答:“不过你真的试了。我待在这里都不知道有多少年了,他们从
来连试也不试,而且根本就不在乎我。但你不一样,你在乎。”
卡迪纳后来承认有关他自己童年早期的“无止尽的梦魇”(贫穷、饥
饿、被忽略、家庭暴力和母亲的早逝)深深影响他做学问的方向,也给
了他对受创伤军人感同身受的能力。卡迪纳花了很长的时间,努力想在
精神分析学说的架构下发展出一套有关战争创伤的理论,但最后都以失
败而放弃。他并因此转向一个不同的职业生涯(就像前辈里弗斯)成为
人类学者。他并于1939年与另一位人类学者科拉·杜·博伊斯(Cora du
Bois)合著一本基础人类学教科书《个人及其社会》(The Individual
and His Society)。直到写完这本书,卡迪纳才有时间再回到战争创伤这个主题来做研
究。这次他多了人类学的观念架构,可以帮助他了解社会现实的冲击,进而使他有能力真正理解心理创伤。1941年卡迪纳出版一本包罗广泛的
临床与理论研究报告《战争所致的创伤性神经症》(The Traumatic
Neuroses of War),他也在书中批评了不断阻碍此领域研究发展的社会
间歇性失忆症:
过去25年来,因战争而导致神经官能障碍的这个主题,一直沉浮于
大众兴趣与精神医学流行的反复无常中。公众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
非常关注这个主题,但并没有持续太久,精神医学界亦然。此后这些现
象即未再有延续性的研究……只是偶尔提起讨论一下,但从未认真对待
过。部分原因是战后退伍军人的地位逐渐低落……虽然并非所有精神医
学界皆如此,但一个可悲的事实是,每个这方面的研究者都认为他有个
从头做起的神圣任务,就好像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有关这方面的任何研
究一般。
卡迪纳继续将创伤症候群的整体临床现象勾勒出来,这也正是我们
今日所理解的创伤症候群。他的理论内容非常近似让内在19世纪末对歇
斯底里症的论述。卡迪纳认为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是歇斯底里症的一种形
式,但他也察觉到这个用语太过轻蔑,以致再一次严重地将患者污名
化:“当使用‘歇斯底里症’这个名称时,它的社会意义变成将患者视为一
个掠夺者,企图掠夺什么却没有明确的目的。因此使得这样一位神经性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官能症的受害者在法庭上得不到同情,而且……也得不到医生的同情,这些医生通常将……‘歇斯底里症’当作个人一些难以改变的品性,如邪
恶缺德、乖僻刚愎、意志薄弱。”难以磨灭的长期烙印
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,又重新燃起医学界对战场神经性官能
症的兴趣。为了找出一个快速而有效的治疗方法,军方的精神科医生遂
试图将加诸战斗压力症状的污名去除。有史以来第一次,他们愿意承
认:任何人都有可能在炮火下精神崩溃;精神科伤员有可能依暴露在战
斗中的严重程度,而预测出一个相称的比例。当时的确付出很大的努
力,想验证出到底暴露于战斗中到何种程度会导致精神崩溃。在大战结
束一年后,两位美国的精神科医生阿佩尔(J.W.Appel)和毕比
(G.W.Beebe)的研究结论是,处于战斗状态下200至240天即足以使人
崩溃,连最坚强的战士也不例外:“绝没有‘慢慢习惯于战斗状态’这回
事……每一个战斗时刻都将加诸沉重的压力在军人身上,而崩溃与否也
与他们暴露在战斗状态下的强度与时间直接相关。因此在战场中有精神
科伤员,就和会有枪伤和榴弹炸伤的伤员一样无可避免。”
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将精力集中在找出有哪些因素可能避免突然的崩
溃,和帮助患者尽速复原。他们所发现的就是当初里弗斯在治疗萨松时
验证过的道理:战友间相互扶持、生死与共的情感力量。1947年卡迪纳
重新修订他与赫伯特·史皮格(Herbert Spiegel)合著的一本经典教科
书。史皮格是一位精神科医生,刚从前线治疗伤员回来。卡迪纳和史皮
格主张,对抗极端恐惧的最强大保护力量来自军人、他的直属战斗单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位,和与长官间相互关切的程度。精神科医生罗伊·格林克(Roy
Grinker)和约翰·史皮格(John Spiegel)也报告了类似的发现,他们认
为接连不断的危险处境,使军人对战友和长官发展出非常强烈的情感依
附。他们观察发现,要避免精神崩溃的最强大保护力量,就是在小战斗
单位中的士气与长官的领导能力。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出的治疗策略是,尽量减少受精神折磨的
军人与战友分离。原则是在尽可能靠近战场的地方给予短暂治疗,目标
是将这个军人尽快送回所属的战斗单位。在军方精神科医生寻求快速而
有效治疗方法的过程中,他们又再次发现意识状态的改变在心理创伤中
所扮演的中介角色。他们发现,以人为的方式诱发的意识状态改变,可
能用来进入创伤记忆中。卡迪纳和史皮格使用催眠术诱发意识状态的改
变,格林克和史皮格则是使用阿米妥钠(sodium amytal)制剂,一种他
们称为“麻醉精神疗法”(narcosynthesis)的技术。就如同早期对歇斯底
里症的治疗方式,对战场神经性官能症进行“谈话治疗”的重点,在于使
创伤记忆与伴随而来的恐惧、愤怒、悲痛情绪得到宣泄性重现和复原。
开发这些技术的精神科医生也了解,已解除束缚的创伤记忆本身,并不足以保持长期的治疗效果。卡迪纳和史皮格即警告说,虽然催眠术
可以促使创伤记忆重现,但单靠一个简单的宣泄经验本身是毫无用处
的。他们的解释是,催眠术无法“做完所有该完成的步骤”。格林克和史
皮格也同样观察到,如果在阿米妥钠制剂影响下,记忆的重现和解除束缚无法整合进入意识之中,治疗也不算成功。他们主张,战斗的影
响“并不像写在板子上的东西一般可任意拭去,再让板子回复到原来的
样子。战斗经历将在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长期烙印,要改变它就像要改
变生命中任何根深蒂固的经验一样艰难”。
然而,这些睿智的警语通常都遭到忽略。这个对精神科伤员的新快
速疗法当时认为非常成功,一份报告显示,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遭受
急性压力困扰的美国参战军人中,有80%的通常在一周之内可再回部队
执行某些勤务,有30%的可以重回战场。一旦这些人回部队之后,他们
往后的命运就很少有人问津,更别提他们解甲返乡之后的问题了。只要
行为功能达到最起码的水平,就认为他们已经康复了。随着大战的结
束,熟悉的失忆历程再度出现。公众和医学界对那些退伍军人的心理状
态不再感兴趣,战争创伤带来的长远影响再一次被遗忘。
直到越南战争之后,才开始对战斗引起的长期心理影响进行有系统
且大规模的研究。当时这股研究的动力并非来自军方或医学界,而是来
自一群心怀不满的退伍军人有组织的努力。
1970年,也是越战战况最激烈的时候,两位精神科医生罗特·利夫
顿(Robert Jay Lifton)和钱姆·谢顿(Chaim Shatan)遇到一个新组
织“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”(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)的代
表。退伍军人组织起来反对自己参与过,而且是正在进行的战争,这种
事几乎是史无前例的。这一小群军人,其中有多人曾以英勇善战而闻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名,将勋章退回给政府,并向公众见证自己的战争罪行。他们的出现给
逐渐壮大的反战运动提供道德的正当性。利夫顿写道:“他们唤起大众
开始质疑自己对军人与战争的看法,并揭发自己国家宣传这是一场正义
之战的谎言。”
这些反战的退伍军人,组成一些他们所谓的“交谈团体”(rap
groups)。在这些与战友的私密聚会中,越战退伍军人重述和再现战争
的创伤经历。他们也会邀请同情他们的精神科医生提供专业协助。谢顿
后来解释为何这些人要向传统精神医疗机构以外的地方寻求帮助:“就
如他们自己描述的,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受到‘伤害’。他们不愿向政府的
退伍军人机构求助……他们要待在自己的地盘,他们要做自己的主人,而不只是一个听任摆布的病患。”
交谈团体有双重目的:其一,给予受到心理创伤折磨的退伍军人心
灵上的抚慰;其二,唤起对战争效应的注意。在这些团体中出现的证
词,吸引了大众对战争所引起的长期心理创伤的注意。这些退伍军人拒
绝被遗忘,更拒绝被污名化。他们强烈要求大众公正且有尊严地看待他
们的苦难。就像一位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迈克尔·诺曼(Michael
Norman)所表达的:
家人与朋友都很奇怪我们为何如此愤怒。他们会问,你们到底在鬼
叫些什么?你们为什么如此暴躁易怒又愤愤不平?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
都参加过战争,尽了他们的义务,返乡后也都安然度日。是什么让我们这一代如此不同?但事实证明,我们和他们一点也没有不同。那些参加
过“仁义”战争的前辈军人,一旦掀开掩盖住他们的神话与情操的帘
幕,他们其实都只是将不安与疏离闷在心中……所以我们愤怒,我们的
愤怒是古老而代代相传的。我们的愤怒,就是所有那些被以道德之名送
去做杀戮工作之文明人的愤怒。
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,已有数百个非正式的交谈团体组织起来。70
年代末,一些退伍军人组织所施加的政治压力,终于催生出在政府退伍
军人管理部门中实施法定的心理创伤工作计划,称为军队延伸服务计划
(Operation Outreach)。超过一百个服务中心建立起来,且聘用退伍军
人任职其中,使用自助和同侪咨询模式的治疗方法。退伍军人如此大规
模地组织起来,也提供了系统性精神医学研究的动力。越南战争之后数
年间,政府退伍军人管理部(Veterans’Administration)委托广泛的研
究,追踪退伍军人的战时经历对返乡后生活的影响。有五大册对越战后
遗症的研究,详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,也论证了暴露在战斗状态中与此
症候群的直接关系,甚至超越我们可以合理想象的范围。
因反战运动的道德正当性和全国笼罩在不名誉的战败气氛中,使得
承认心理创伤是长期而无可避免的战争后遗症变得可能。到1980年,有
史以来第一次,属于心理创伤的独特症候群终成为一个“真实存在”的诊
断项目。美国精神医学会(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)在那年将
一个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(post-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)的新类别,包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含在其发行的正式精神疾病诊断手册中。此精神疾病的临床特色,与40
年前卡迪纳所描述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是一致的。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周
期性地遗忘和重新发现的心理创伤症候群,终于在诊断手册中得到正式
的承认。两性战争中的战场神经性官能症
19世纪末有关歇斯底里症的研究,由于性心理创伤的争议而告失
败。在当时妇女的性生活与家庭生活中,暴力是司空见惯的事,而那些
研究并未认真看待此事。弗洛伊德模糊地意识到这个事实,却惊恐地逃
开了。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,相关研究都花在参战的退伍军人身
上,由此带动有关心理创伤症的知识之建构与发展。但直到20世纪70年
代妇女解放运动兴起,大众才真正了解到,最普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
者并不是上战场的男人,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女人。
女性生活的真实面貌被隐藏在个人的、隐私的生活领域中。由于对
隐私权的高度重视,在察觉真相方面形成强大的障碍,使得女性生活的
真实面貌几不可见。谈论性或家庭生活的经历将招来别人的羞辱、嘲笑
和不信任。女人因害怕和羞耻而保持沉默,而这样的沉默正好给了各式
各样的性与家庭暴力最佳的保护伞。
在专制的家庭生活中,女性毫无地位可言。很难让人承认并接受的
是,在公共领域中实行的,是如此发展成熟的民主制度;而同时存在于
家庭中的,竟然是原始的专制制度或进一步的独裁统治。因此,在复兴
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份宣言中,贝蒂·弗里丹(Betty Friedan)称女
性议题是“没有名字的问题”(problem without a name),也就一点不令
人意外了。同样不意外的是,女性主义运动第一个推动的观念,就叫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作“唤起意识”(consciousness-raising)。
唤起意识活动以团体的方式进行,具有许多与退伍军人交谈团体和
心理治疗共同的特性:相同的亲密气氛、相同的保密协议和相同的讲述
实情的要求。对这些女性而言,唯有一个受尊重空间的形成,才有可能
克服否认、保密和羞耻等让她们无法面对所受伤害的障碍。在有安全环
境的咨询室中,妇女已敢于说出被强暴的事,但那些博学的男性科学家
并不相信;而在有安全环境的唤起意识团体中,妇女说出被强暴的事,其他的妇女会相信。有一首那个年代的诗,捕捉到妇女因敢于说出她们
的故事并被聆听,所感受到的无比愉悦:
今天
在我渺小的身躯中
我静坐着并且得知——
我的女人身躯
就像你们的一样
是任何街道上的目标
将我掳走
才12岁的稚龄……我看到有个女人
我敢去看一个女人
我们敢于发出我们的声音
虽然唤起意识的方式类似心理治疗的方法,但目的是促使社会的改
变而非个人。以女性主义的角度理解性侵害,能赋予受害者打破隐私的
藩篱、进而互相支持并采取集体行动的力量。唤起意识也是一个实证的
研究方式。一位唤起意识团体的发起人凯茜·色拉乔德(Kathie
Sarachild)形容它是对当今学术界正统的一个挑战:“强调我们女人本
身的感受与经验,用我们自己的经验验证所有我们所做的推论与见解,这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。我们实际上是在再现17世纪科学对传统学究的
挑战:‘研究自然,而非书本’,并将所有的理论用实际生活的行动与实
践加以验证。”
从唤起意识的活动开始,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增加大众的认知程
度。第一个有关强暴的公共论坛于1971年由纽约激进派女性主义者
(New York Radical Feminists)组织起来。第一个加害女性犯罪国际特
别法庭(International Tribunal on Crimes against Women)于1976年在布
鲁塞尔召开。在美国有关强暴法令的革新则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全国
妇女组织(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)发起。10年之内,所有50
个州都制定了革新的法令,以鼓励那些沉默的性犯罪受害者勇敢地站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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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,对于之前严重受忽视的性侵害问题,也
因美国妇女运动的勃兴而出现大量的研究。为响应女性主义团体的压
力,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(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)于1975年
在内部设立一个强暴问题研究中心。有史以来第一次,为女人开了一扇
门,让她们成为研究者,而非只是被研究的对象。相对于一般的研究常
规,此中心拨款赞助的“首席研究员”大多为女性。持女性主义信念的研
究员非常努力地接近研究对象,她们拒绝使用科学研究标榜的客观且不
可有个人情感介入的原则,反而坦率地以与研究对象的情感联系为荣。
就像在歇斯底里症的英雄时代中一样,长期而密切的个人访谈再一次成
为知识的来源。
这些研究的成果确认了女性经历的真实性,虽然它曾在一个世纪前
被弗洛伊德指为幻想而不予理会。对妇女和儿童的性侵害,在我们的文
化中显得特别普遍。社会学家、同时也是人权斗士黛安娜·罗素(Diana
Russell)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从事一个最详尽的流行病学调查,以随机
抽样的方式挑选出超过900名的妇女,对她们进行有关家庭暴力和性剥
削经历的深度访谈。结果令人相当震惊,有14的受访者曾遭强暴,有
13的曾在童年遭受性虐待。第一次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
除了将普遍的性暴力做成正式文件记录外,女性主义运动还提供一
种理解性侵害冲击的新诠释。强暴的问题第一次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,妇女认为有必要加以强调:强暴是可恶的暴行!女性主义者重新定义强
暴是一种暴力犯罪,而非只是性活动。这个简明的阐述进一步驳斥了传
统的看法:强暴满足了女性深层的欲望;在当时,这种看法充斥于各种
形式的文字中,从通俗****到学术教科书。
女性主义者重新定义强暴,将之视为政治性的控制工具,透过威吓
迫使女性处于附属的地位。苏珊·布朗米勒(Susan Brownmiller)一篇有
关强暴的划时代论文,确立了强暴为值得公众讨论的重要主题,并引起
大众关注强暴这个男性用以保持权力的工具:“男人发现他们的生殖器
可以当作制造恐惧的武器,这个发现绝对可以列入史前时代最重要的发
现之一,其价值等同于使用火和最初的石斧。从史前时代到现在,我相
信,强暴一直有其关键性的作用。再也没有比这种精神上的恐吓胁迫更
有效的了,因此所有男人用它使所有女人处于恐惧状态中。”
妇女运动不只唤起大众对强暴的注意,也促使社会以新的态度对待
受害者。第一个强暴危机处理中心成立于1971年,10年之后,全美国已
出现数百个这样的中心。这些民间机构并不在医学或心理卫生系统的架
构之中,但它们为强暴受害者提供实用的、法律的、情感上的支持。强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暴危机处理中心的志愿者常会陪伴受害者去医院、警察局和法院,以确
保受害者得到有尊严和细心的照顾;在此之前,这种照顾显然相当缺
乏。虽然她们的介入常会招来敌意与抗拒,但她们的行动有时也启发了
一些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专业女性。
精神科护士安·伯吉斯(Ann Burgess)和社会学家琳达·霍姆斯特龙
(Lynda Holmstrom)于1972年开始从事一项强暴心理影响的研究。她
们日夜待命,以便能访谈和辅导每一位来到波士顿市立医院(Boston
City Hospital)急诊室的强暴受害者。一年之中,她们处理了92名妇女
和37名儿童的个案。她们观察到一个她们称之为“强暴创伤症候
群”(rape trauma syndrome)的心理反应模式。她们注意到被强暴的妇
女视此经历是一件严重危及生命的事件,在过程中充满将残废和死亡的
恐惧。而被强暴后,受害者抱怨会有失眠、恶心反胃、战栗反应、做噩
梦,也会有解离性的行为紊乱或麻木无觉的症状。她们认为有些受害者
的症状,很像那些之前描述过的参战退伍军人会有的。
强暴是女性主义运动中,关于个人生活领域里对妇女暴力相向的第
一个范例。当了解得更深入后,性剥削的研究进一步包含愈来愈复杂的
关系模式,在其中暴力与亲密关系纠缠不清。最初的焦点在陌生人所犯
下的街头强暴,一步一步地继续探索至熟人强暴、约会强暴和婚姻中的
强暴。研究强暴的最初焦点,是视之为对女性施暴的一种形式,再进一
步探索至家庭暴力和其他形式的胁迫。而最初针对成人被强暴的研究,也自然而然地挖掘出儿童遭性虐待的真相。
就如同强暴的议题一般,最早有关家庭暴力与儿童性虐待的讨论,也产生于女性主义运动中。对受害者的服务也在传统心理卫生系统之外
组织起来,通常都有受到女性主义运动启发的专业女性的协助。对受害
者心理影响的先驱性研究,由一些自诩为活跃并献身此运动的女性发
起。如同强暴的议题一般,家庭暴力与儿童性虐待之心理学研究也导致
心理创伤症候群的再发现。心理学家莉诺·沃克(Lenore Walker)描述
那些逃到收容所的妇女,也第一次定义了所谓的“受虐妇女症候
群”(battered woman syndrome)。我自己最初对乱伦创伤患者心理特点
的描述,基本上是在重述19世纪末对歇斯底里症的观察重点。
1980年之后,由于参战退伍军人的努力,终使“创伤后应激障碍”这
一观念被正式接受。很明显的是,在强暴、家庭暴力和乱伦创伤患者中
出现的心理症候群,基本上与战争创伤患者出现的一样。这个发现所透
露的讯息,在今日令人惊讶的程度一如百年前:男人使用不为外人所知
的暴力,维持和迫使女性处于附属地位。两性之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,强暴受害者、受虐妇女、被性虐待的儿童就是伤兵。歇斯底里症就是两
性战争中的战斗神经性官能症。
50年前,弗吉尼亚·伍尔芙(Virginia Woolf)如此写道:“公共领域
与私人领域是分不开的……公共领域中的专制暴政和屈从奴化,也就是
私人领域中的专制暴政和屈从奴化。”如今同样明显的是,公共领域中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的创伤,也就是私人领域中的创伤。女人的歇斯底里症和男人的战场神
经性官能症根本是同一回事。承认这种苦难的共通性,或许有可能跨越
那一道鸿沟:它隔开战争与政治的公共领域——男人的世界,和家庭生
活的私人领域——女人的世界。
这些理解会再一次遭弃置吗?至少目前看来,心理创伤的研究似乎
已稳固地确立为一个正当的研究领域。伴随着被压抑想法的往复而充满
创造性的能量,这个领域有了戏剧性的扩展。20年前,只有数册绝版的
文献被尘封在图书馆无人问津的角落;如今,每个月都有新书面世、新
的研究成果发表、新的讨论在媒体上进行。
但历史告诉我们,这个知识也有可能再度消失。缺少政治活动的时
代背景,就没有可能让心理创伤的研究更上一层楼。这个知识领域的命
运,依靠着超过一个世纪以来启发它和维系它的同一个政治运动的命
运。在19世纪末,此运动的目标是去宗教化和民主政体的建立;在20世
纪初,它的目标是废除战争;在20世纪末,它的目标是解放女性。所有
这些目标都继续存在着,而最终也都是互相密不可分的。第2章 恐怖经历
记忆侵扰和禁闭畏缩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反应,会形成一种摆荡于两
端的律动。这两个相反心理状态之间的矛盾冲突,也许就是创伤后症候
群的最大特征。
心理创伤的痛苦源于无力感。在受创当时,受害者笼罩在无法抵抗
的力量下而感到无助。如果是大自然的力量,我们称作天灾
(disasters);如果是人为的,我们叫它暴行(atrocities)。创伤事件摧
毁了人们得以正常生活的安全感,世间的人与事不再可以掌控,也失去
关联性与合理性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自我防御系统瓦解之后
过去人们认为这样的事件并不常见。美国精神医学会1980年出版的
诊断手册,第一次列出创伤后应激障碍,其中将创伤事件描述为“超出
人类一般正常经验之外的”。可惜这个定义显然不正确。像强暴、殴打
和其他形式的性与家庭暴力,这些普遍发生在妇女身上的事,实在很难
说是超出一般正常经验之外的。再想想百年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,战
争创伤也应被视为人类常有的经验。大概只有那些幸运儿,才会觉得这
些事是罕见的吧!
创伤事件的不寻常处,并不在于它少见,而在于它破坏了人类对日
常生活的适应能力。不同于日常的倒霉事,创伤事件通常会威胁到生命
或身体,甚或直接面临暴力和死亡。它将人类逼到无助与惊恐的墙角,并激起人类大祸临头的反应。根据《精神病学通论》(Comprehensive
Textbook of Psychiatry)一书所述,所有心理创伤的共通处,是一种“极
度恐惧、无助、失去掌控力和面临毁灭威胁”的感觉。
创伤事件的严重度无法靠任何单一层面衡量;将创伤予以简单量
化,最终只是把恐惧程度做无意义的比较罢了。然而有一些特定的经验
确实会增加受伤害的可能性,包括受惊吓、被困或精疲力竭。此外,当
创伤事件包含对身体的暴力或损伤、置身于极端暴力的现场或目睹可怕
的死亡场面时,也会增加受伤害的可能性。在以上的情况里,最主要的特点是此创伤事件具有激起无助感与恐怖感的力道。
一般人面对危险时,都有一个复杂而统合的反应系统,包括身体和
心智两方面。一开始,威胁感会激发交感神经系统,造成肾上腺素
(adrenalin)激增并处于警戒状态。威胁感也会使人集中注意力于眼前
的情势。再者,威胁感亦可能改变正常的知觉能力:身处险境的人通常
会忽略饥饿、疲累或疼痛的感觉。最后,威胁感会引发强烈的恐惧与愤
怒。其实以上这些变化,都属于正常而有适应力的反应。这些反应将受
威胁的个体全身动员、武装起来,以备应战或脱逃。
一旦以上这些行动都徒劳无功时,就会产生受创反应。当抵抗与脱
逃都已无望,人类的自我防御系统将被击垮而变得混乱无序。每一个危
机反应的功能都将失效,并倾向于长期维持在改变后且过度反应的状
态,就算实际危机早已解除仍无法恢复常态。创伤事件对生理激发反
应、情绪、认知和记忆都造成严重而长期的改变。更有甚者,创伤事件
可能会阻断这些原本统合的功能,使之失去协调联系的作用。受创者可
能感受到强烈的情绪,却对事件没有清楚的记忆;或可能记得事件的每
一个细节,却无任何情绪反应;也可能察觉到自己一直处在警醒和暴躁
不安的状态,却不知何以如此。受创症状通常有种倾向,就是断绝与创
伤源头之间的联结,而另外走出自己的一条路。
创伤撕裂了精密复杂、原本应统合运作的自我保护系统。这个功能
的分裂现象,正是历来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所观察到的重点。一个世纪前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让内就准确地指出,歇斯底里症最主要的病理学特征即是“解离”:由于
发生对个人有重大冲击的事件,歇斯底里症患者丧失了将这些记忆统合
在一起的能力。他仔细地使用包括催眠术在内的研究技巧,说明受创记
忆被保存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,并处于一般意识之外。他认为由于对创
伤事件的强烈情绪反应,导致记忆、知识和情绪之间的正常联结遭到阻
隔。他将这种使心智功能失去“统合”能力的强烈情绪反应,称为“分
解”(dissolving)作用。
50年后的卡迪纳,使用类似的术语描述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主要病
理学特征:当个体遭受惊骇和无助的强大侵袭时,“所有人体器官原本
协调一致且作用明确的生理活动,一时之间全都瓦解了。知觉能力变得
失真且被恐怖感受所占据,判断辨别的能力也不再起作用……可能连感
觉器官也失效了……攻击的冲动变得盲目且和正进行中的状况无关……
交感神经系统的功能恐怕也与所有其他组织器官失去联系。”
受创者的感觉与行动,看起来就像是神经系统与当下的现实已失去
联系。诗人格雷夫斯详述了何以他虽然过着平民的生活,但仍持续着的
一些行为反应,就好像又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壕中:“我的精神
状态与神经系统仍在备战中,虽然妻子南茜和我睡在同一张床上,我仍
觉得炮弹会在半夜掉到我的床上爆炸;白天看到的陌生人,会让我误认
为是阵亡的同袍。当我有力气爬上哈莱克后方的山丘造访我最喜爱的乡
村时,我仍不由自主地将它看作战场。”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许多症状,可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:“过度警
觉”(hyperarousal)是持续不断地预期将面临危险;“记忆侵
扰”(intrusion)是受创时刻的伤痛记忆萦绕不去;“禁闭畏
缩”(constriction)则反映出屈服放弃后的麻木反应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过度警觉
有过创伤经历后,人类求生保命的自卫体系似乎整个启动,并一直
保持在高度警戒状态,就好像危险随时会再出现一般。生理上的激发也
持续不退。这种处于过度警觉的状态,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第一个最主要
的症状,它让受创的个体非常容易受到惊吓,一点小小的刺激就暴躁不
安,而且难以成眠。卡迪纳主张:“由创伤引起的神经官能症,基本上
就是一种生理性神经官能症(physioneurosis)。”从许多第一次世界大
战退伍军人身上观察到的症状:惊吓反应、过度警觉、对可能再现的危
险保持警戒、做噩梦、心因性身体不适的抱怨,他认为这些都是肇因于
交感神经系统长期处于过度激发状态。他也解释了受创者之所以出现暴
躁和突发的攻击行为,是因为他用以应付危机的“战或逃”(fight or
flight)反应,已经彻底混乱崩溃了。
同样地,格林克和史皮格也观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创军人“似
乎为交感神经系统长期处于激发状态所苦……用以应付紧急状况的心理
焦虑反应和生理预备反应……已经一起启动,而且不是需要时才激发,几乎一直持续不断……此军人最后撤离了那个充满压力的环境,经过一
段时间后,他主观上的焦虑感虽已降低,生理上的现象却仍顽强地持续
着,现在他对安全稳定的生活反倒适应不良了。”
越战之后,对于受创者的生理机制(交感神经系统)已被改造的假说,终于有足够的证据加以确认。例如,精神科医生劳伦斯·科尔布
(Lawrence Kolb)播放战场上的声音给越战退伍军人听,创伤后应激障
碍患者的心跳及血压都会上升,有些甚至因无法承受而要求停止实验;
相反地,无此症的退伍军人和没有战争经历的人,既没有情绪上的困
扰,也没有明显的生理反应。
如今大量类似的研究已显示出,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心理生理上的改
变是广泛而持久的。患者受到广泛性焦虑症状和特定恐惧的双重折磨。
一般人正常的注意力“基线”是保持在警醒但放松的状态,患者却保持在
高于常人的激发状态:他们的身体永远在为危险而警戒。意外的刺激会
使他们极度惊恐,而与创伤事件有关的特定刺激亦会造成强烈反应。那
种对一般人只是小小困扰的重复性刺激,受创者似乎也无法“忽略”,他
们会对每一个重复的相同片段做反应,就好像每个相同片段都是崭新
的、危险的、令人惊讶的。无论早晚,都保持在生理激发状态,造成许
多类型的睡眠障碍。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难以入睡,对声音特别敏感,夜里醒来的次数也较常人频繁。创伤事件似乎重新设定了人类的神经系
统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记忆侵扰
就算危险早已事过境迁,受创者还是会不断在脑海中重新经历创伤
事件,宛如发生在此时此刻。创痛如此反复侵袭,使他们很难重返原先
的生活轨道。时间仿佛冻结在受创的那一刻,并成了变调记忆中的一道
符咒,随时闯入受创者的意识中。醒着的时候,受创片段在脑海中一幕
幕闪现;睡觉时,则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。就连一件看似不怎么相关的
小事,也可能勾动这些记忆,而且逼真程度与强烈感受一如事发当时。
因此再平常、再安全的环境,对受创者而言都充满危机,因为谁也无法
确保他的伤痛记忆不会被唤起。
在伤痛记忆的反复侵扰下,受创经验阻碍了人生的正常发展。让内
形容其歇斯底里症患者受到“顽念”(idée fixe)所支配。弗洛伊德在第
一次世界大战后,努力地了解和统合他大量搜集来的有关战争神经性官
能症的证据。他说,“如果有人说受创患者被固着在受创当时……这一
点也不令人惊讶。”卡迪纳也认为“固着在受创当时”是战场神经性官能
症最基本的特征之一。他注意到受创者的噩梦,内容可以毫无改变地重
复经年,他称这样的梦是“此症最独具的特征之一,也是最费解的现象
之一。”
创伤记忆有一些不寻常的特性,他们被大脑收录的方式与成人的正
常记忆不同。正常记忆应是可以言词述说的线性故事,并融入生命进程中。让内解释其间的差异:
(正常的记忆)就像所有的心理现象一样,是一种活动;在本质上
是叙述一个故事的活动……一种情况要得到令人满意的阐述……除非我
们可以做到:不只是通过行动向外反应;也要通过对自己说的话、通过
将事件有组织地对别人和对自己的陈述,和通过将此陈述置于个人生命
史的适当章节,以向内反应……所以严格地说,一个人如果仍将发生的
事停留在固着意念,并不能说他拥有“记忆”……充其量为了方便起
见,姑且称它为“创伤记忆”。
对于创伤记忆此种凝结于受创当时、又无法言说的特质,多丽丝·
莱欣(Doris Lessing)有深入的描述。她的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
伍军人,他觉得自己很幸运,仅仅失去一条腿,其他的战友却都在帕斯
尚尔(Passchendaele)的壕沟中失去生命。“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记
忆,是随时在添加新色彩与生活互动的记忆;但他的战时记忆,却凝结
在他一成不变、重复述说的事件里,使用相同的字眼与姿势……他语无
伦次地叙述心中这块阴暗角落,有宿命的无奈,除了恐惧,无一真实。
在他痛苦而短暂的惊呼中,则充满愤怒、怀疑和背叛的情绪。”
创伤记忆难以用言词叙述,也缺乏前后脉络,而是以栩栩如生的感
受和影像方式储存起来。研究日本广岛与其他一些民间灾难和战争创伤
患者的罗伯特·利夫顿(Robert Jay Lifton),将创伤记忆描述为一种“抹
不去的影像”(indelible image)或“死亡印记”(death imprint)。通常会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有一组特别的影像让创伤经历更显清晰具体,就是利夫顿所称的“终极
恐惧”(ultimate horror)。完全聚焦在这样的感官片段和无前后因果的
影像上,更放大了创伤记忆的临场感。越战退伍军人蒂姆·奥布赖恩
(Tim O’Brien)如此描述他的创伤记忆:“我记得断臂的白骨,我记得
皮肤的碎片和一些湿湿、黄黄的东西,我想那一定是肠子。身边到处是
可怕的血迹。但在20年后仍会将我惊醒的,是我们在戴夫·詹森(Dave
Jensen)《柠檬树》(Lemon Tree)的歌声中,将尸块丢入坑中的那一
幕。”
创伤记忆以意象和身体感官为主,且难以言词描述的特性,与幼儿
的记忆很类似。事实上在某些针对儿童的研究中,提供了了解创伤记忆
一些最清晰的例证。精神科医生莉诺·特尔(Lenore Terr)在20位有早期
创伤记录的儿童身上发现,没有一位能对一岁半或两岁前发生的事做言
词上的描述。然而,那些经历深深烙印于记忆中。其中有18位儿童在行
为和游戏中透露出创伤记忆的信息。他们有与创伤事件相关的特定恐
惧,而且能够在游戏中正确无误地重演创伤事件。
例如,有一位儿童在人生的头两年,一直受到保姆的性折磨。当他
五岁时,他完全不记得那个保姆,甚至否认任何被虐的信息或记忆。但
他在游戏中所扮演的场景,竟与那个保姆所拍的色情影片一模一样。这
种普遍存在于幼儿身上的高度可视化与行动化的记忆形式,似乎也在经
历过恐怖事件的成人身上运作着。创伤记忆的这些不寻常的特性,可能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改造
所致。大量的动物实验显示,当有高浓度的肾上腺素或其他与压力紧张
有关的荷尔蒙在身上循环时,记忆的片段会深深烙印在脑海中。同样的
创伤记忆,也可能发生在人类身上。精神科医生贝塞尔·范德科尔克
(Bessel van der Kolk)推测,在交感神经系统受到高度激发的状态下,语言性的记忆受到抑制,而中枢神经系统则回复到如幼儿时期一般,使
用感官与图像的形式记忆。
就如同创伤记忆与一般记忆不同,创伤梦境与一般梦境亦不同。在
形式上,创伤梦境与清醒时的创伤记忆有许多相同的不寻常特性。它们
通常都包含一些创伤事件中真实景象的片段,很少或根本不去添油加
醋。完全相同的梦境经常重复发生,且有着宛如发生在当下的骇人临场
感。在梦境中发生的一些看似微小无关的环境刺激,可能会被当作恶意
攻击的信号,而激起暴力反击。而且噩梦可能发生在一般人不会做梦的
睡眠阶段。因此,无论醒着或睡着,创伤记忆似乎是由于神经生理组织
的状态遭到改变所致。
受创者对创伤事件的再体验,不只发生在思想和梦境中,也表现在
行动上。创伤情境的重演(reenactment)在儿童一再重复的游戏中最为
明显。特尔区分出一般的游戏和受创儿童的“禁忌游戏”(forbidden
games)之不同:“童年的日常游戏……是轻松自由、活泼快乐的;但创
伤后的游戏则是令人不舒服且刻板单调的……由创伤引发的游戏不易停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止,而且就算时日已久,内容可能也无太大改变。与一般儿童的游戏不
同,创伤后的游戏会不由自主地强迫重复着……创伤后的游戏是如此真
实地呈现原貌,以致当你看着它进行时,不需要什么其他线索,就可能
对创伤内容猜得十之八九了。”
成人也常如儿童一般,被驱策着重现创伤时刻,或许如实呈现,也
或许经过伪装。有时人们会将创伤事件的重演,以超现实的想象改变危
险处境的结局。由于企求创伤事件从不曾发生的心理作祟,受创者甚至
有可能置自己于再受伤害的险境。有些重演的情境甚至是受创者自己有
意造成的。强暴受害者索海拉·阿布杜拉利(Sohaila Abdulali)描述她何
以要让自己回到创伤的现场:
我一向很讨厌那种被打败的感觉。当事情发生时,我正值仍嫌稚嫩
的17岁,但我必须证明他们不会将我击垮。那些强暴我的男人告诉
我:“如果再让我们看到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,我们不会放过你
的。”我相信他们说的话。走在那条巷子里总让我心惊胆战,因为我害
怕会再看到他们。事实上,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会在晚上单独走过那条
巷子,之前也有人被抢过。毫无疑问,那里就是不安全。但我的脑袋里
却有个声音告诉我,如果我不敢走那里,那他们就赢了。因此,我不只
要走那里,还要走得比别人都多。
但更常见的是,受创者以伪装的方式重现某些创伤意义,在当时却
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。乱伦受害者莎伦·西蒙娜(Sharon Simone)详述她如何觉察到自己的危险行为与儿时受虐经历之间的关联性:
两个月前,我在高速公路上和男人争道比胆,并因此出了车祸。一
个男性卡车司机试图超到我前面,当时我用最粗鲁的话告诉自己,我
×××的!你休想把你的臭阴茎塞到我的前面。突然间“砰”的一声!
就这样,我也不明白为什么。
我从来没有认真面对过任何有关那件乱伦的事。只是模模糊糊地感
到有事悬在那儿,我也知道必须处理,但就是不想碰它。我就是对男人
有一肚子气,所以我让那个臭男人狠狠地撞过来,那景象真是壮观极
了。钻出车外时,我已完全失控,只是一阵狂怒地攻向那个男人。这件
事就这么搁着,大概六个星期后我才告诉心理治疗师,并受到他当面质
问(那实在太危险了)我因此和治疗师订了一个约定:我会处理我和男
人之间的问题。
并不是所有的重演都是危险的,事实上,有些反而是适应的表现。
受创创伤患者有可能会找到一种泰然自得、甚至是适于社会生存的方
式,得以让创伤的再体验融入现实的生活中。退伍军人肯·史密斯(Ken
Smith)描述他在身为平民后的生活中,如何处理某些战争经验的重
现:
我在越南待了8个月11天12小时又45分钟。这些事你也许只是记
得,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。我从战场回家后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。我找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到一个医务人员的工作,并且从中得到很大的自我满足感。这工作几乎
就像是我在越南时执行任务的延续,但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了。没有枪
伤,没有烧伤,也不会看到冒血的胸口或截肢,或是被霰弹枪打到的血
肉模糊。见到的是很多紧急治疗,很多对糖尿病患的急救,和很多的老
人病患。偶尔会有车祸发生,那可是让我最来劲的事,我会打开警笛,知道又有活儿可干了。大量的肾上腺素在我的体内流窜,让我觉得自己
就像个发电厂,再出100个任务也不怕。
重演有其吊诡之处。即使它是有意识地进行,还是会有不由自主的
感觉;即使它不会产生危险,还是会有纠缠不清的驱力在。弗洛伊德将
一再发生这种创伤经历的记忆侵扰现象称为“重复性强迫冲
动”(repetition compulsion),他起初将此概念解释为一种想掌控创伤事
件的企图。但这样的解释并没有令他自己满意,因为无法传达出他所谓
重演具有的“心魔”(daemonic)特质。由于重复性强迫冲动似乎难以用
意志控制,抗拒改变的力量也很强烈,弗洛伊德无法找到任何合适且可
在生活上印证的解释,只好被迫用“死亡本能”(death instinct)的概
念。
大多数的理论家都拒绝接受这种二元论的解释,但同意弗洛伊德最
初的说法。他们推测,创伤经历的不断重复再体验,一定是代表一种身
体自发、想要痊愈却徒劳无功的企图。让内认为受创者会有一种需求:
将创伤经历予以“同化吸收”(assimilate)和“清算了结”(liquidate)。一旦成功,会产生“获胜”的感觉。以他的说法,他曾含蓄地认可:创伤
造成的最大羞辱是使人产生无助感,而补救的方法即是重建仍然拥有能
力的信心。他相信受创者“依然身陷困局,在其中他尚无法担任一个令
人满意的角色,也无法适应良好,因此他须持续不断地努力以求适
应”。
近期的理论家也将记忆侵扰的现象(包括重演),解释为想将创伤
事件加以统合的自发性意图。精神科医生马迪·霍罗威茨(Mardi
Horowitz)假设一个“完成原理”(completion principle),此原理“概述
了人类心智处理新信息的固有能力,此能力会将用以认知内部自我与外
部世界的内在图式(inner schemata)随时更新”。依据定义,创伤毁坏
了这些“内在图式”。霍罗威茨认为未被同化吸收的创伤经历,储存在一
个特殊的“活动记忆”(active memory)中,此种记忆“本能的倾向是将
其内容不断重复地表现出来”。只有当受创者发展出一套新的图式以理
解发生了什么事,创伤才能得到解脱。
心理分析学家保罗·罗素(Paul Russel)认为,造成强迫性重复的驱
力是创伤的情绪经验,而非认知经验。被重置的正是“受创者需要去感
受的,并用以修复伤痛”。他把强迫性重复当作一种企图,想重现并掌
控创伤时产生的重大挫败感。主要的一些未得解脱的感受可能是恐怖、无助的愤怒,或单单只是面对致命危机时的“肾上腺素激增”。
创伤的再体验,也许是提供一个征服它的机会,但大部分的受创者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并不主动寻找,也不欢迎这样的机会,而只是担心害怕。创伤经历的再
体验,无论被侵扰的是记忆、梦境还是行动,伴随的情绪强度都正如创
伤事件当时一般。受创者也会持续受到恐怖与愤怒的折磨。这些情绪在
本质上与一般的害怕和生气不同,它们不但超出一般情绪经验的界限,也超出一般所能忍受的范围。
正因为创伤经历的再体验导致如此强烈的情绪折磨,受创者都会极
力避免。虽然原意是要自我保护,但这种避开侵扰症状的努力,却会进
一步恶化创伤后应激障碍;因为如果经常刻意逃避这种创伤的再体验,会导致觉察力受限和从人际互动中退缩,徒然虚耗生命。禁闭畏缩
当一个人感到彻底地无能为力,任何形式的抗拒也已经无望时,他
可能会进入屈服放弃的状态。自我防御机制整个停顿关闭,这个无助的
个体不是使用真实世界中的行动以逃离此一处境,而是借由改变她的意
识状态来达成。类似的状态也可以在动物中观察到,当它们遭受攻击时
会立刻“静止不动”,这是被捕的猎物或战斗中失败的一方会有的反应。
有一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描述她这种任人宰割状态的经验:“当你晚上
在路上开车时,你是否看过有只兔子在你发出强烈灯光的车头灯前定住
不动了?就像那样,被吓得呆住不动——你知道就要变成俎上肉
了。”另一位经受强暴罪行的创伤患者说:“我叫不出来,也无法移动,我整个瘫痪了……就像一个破布娃娃。”
这些意识的改变,是禁闭畏缩或麻木无感的核心状态,也是创伤后
应激障碍的第三个重要症状。有时逃脱不掉的危险处境可能引发的不只
是恐怖和愤怒,吊诡的是,也可能出现超然的冷静状态,此时恐怖、愤
怒和痛苦都消散不见了,事件还在不断进入意识中,但宛如已和它正常
的意义脱钩了。感知能力可能已麻木或受到扭曲,伴随着某些感官功能
的部分麻痹或丧失。时间感也可能被改变,通常会有慢动作的感觉,而
整个经验亦可能丧失一般应有的真实感。此人可能会觉得事件好像不是
发生在她身上,她好像从自己身体以外的地方观察着,或好像这整件事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只是个噩梦,她很快就会从中醒来。这些知觉的改变结合了冷漠的感
觉、情绪上的疏离和全然被动与不再抗拒,即放弃所有自主与挣扎的行
为。这种意识状态的改变,可能被视为一种自求解脱的本能之一,一种
对抗难以忍受之痛苦的保护措施。一位经受强暴罪行的创伤患者如此描
述这种疏离状态:“当时我离开我的身体,我就在床边的上方,看着这
一切发生……我从无助感中游离出来。我就站在自己旁边,在床上的只
是一具躯壳……什么感觉也没有,我只是在那里。当我要重新想象那个
房间时,我的画面不是从床上看出来,而是在床边,那是我看到整件事
的地方。”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也报告过相似的经验,“就像
大部分我们部队上的战友一样,我全身麻痹,一种几乎是解离的状态。
这种情况——我们称为‘千年凝视’,那是一种迷离的眼神,圆睁而空洞
的眼睛显得不再在乎什么。我还没有陷入那种状态,但已整个麻木僵硬
了。我几乎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真的在那个战场过。”
这些意识的疏离状态类似催眠的出神状态(trance states)。它们拥
有一些共同的特质:放弃自主行动、停止主动和必要的判断功能、主观
的疏离或平静、增强的心像觉知能力、感官功能的改变(包括麻木和无
痛觉)、现实的扭曲(包括人格解体、现实解体)和时间感的改变。虽
然发生在创伤事件时的感受力增强,与催眠时的全神贯注现象很类似,但麻木无感的症状则与催眠性解离的互补现象类似。
让内认为他的歇斯底里症病患有能力进入失神恍惚状态,就是有心理病态的证据。最新的研究则证实,虽然人们进入催眠状态的难易度各
有不同,失神恍惚状态却是人类意识的正常现象。创伤事件提供了进入
失神恍惚状态的强大启动力。如同精神科医生戴维·史皮格(David
Spiegel)指出的:“如果人们在遭受突发性创伤时,身体会不自发性地
使用这种可以减轻痛苦感受的能力,那才真让人惊讶。”但人们通常是
在可掌控的情况下和出于自己的选择来进入催眠状态,而创伤的失神恍
惚状态却发生在无法掌控的情境中,且通常无选择的可能。
这些状态改变的生物学因素,包括催眠出神状态和创伤性解离,至
今仍是个谜。心理学家厄尼斯特·希尔加德(Ernest Hilgard)推论,“催
眠的作用方式可能很类似吗啡的效果”。用催眠代替鸦片麻醉剂以消除
疼痛感,长久以来已为人所知。催眠和吗啡会产生一种解离状态,在其
中痛的感觉和正常对痛的情绪反应之关系被切断了。催眠和鸦片麻醉剂
减缓了剧痛的折磨,而不去破坏感官本身。精神科医生罗杰·皮特曼
(Roger Pitman)和范德·科尔克曾以实验验证,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
参战退伍军人,其疼痛知觉产生永久性的改变,说明创伤有可能对身体
内产生的类鸦片成分(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具有和鸦片麻醉剂相同效果的
天然物质)的调节机制造成永久性的改变。
那些无法在体内产生自发性解离的受创者,可能会企图使用酒精或
镇静剂,以产生类似麻木无感的效果。格林克和史皮格观察战时的军人
行为后发现,无节制地饮酒与战斗的伤亡成正比;军人会使用酒精,似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乎是想忘却愈来愈沉重的恐怖感和无助感。很明显地,一旦养成对酒精
和其他药物的依赖,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受创者的困境。心理学家约瑟菲
娜·卡德(Josefina Card)在一个对越战退伍军人及其平民生活的研究
中,证实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,非常有可能大量使用镇静剂和街头
毒品,而在返乡后,也非常有可能因酒精和药物的滥用问题接受治疗。
在另一个对100名罹患重度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参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中,赫伯特·汉丁(Herbert Hendin)和安·哈斯(Ann Haas)提到,85%的人
在重返平民生活后发展出严重的药物和酒精滥用问题,而其中只有7%
的人在参战前有酗酒问题。他们使用镇静剂和酒精,是想控制折磨他们
的过度警觉和记忆侵扰症状——失眠、噩梦、骚动不安和爆发愤怒。然
而药物滥用最终将使痛苦加剧,并使他们与他人更加疏远。全美国越战
退伍军人复员研究(National Vietnam Veterans Readjustment Study)是
一个最大规模、最广泛的调查研究,它也提出几乎相同的发现:75%的
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,有酒精滥用或酒精成瘾的问题。
虽然意识的解离性改变,甚或喝醉、嗑药状态,在全然无助的当
时,可能是一种适应性行为,但一旦危机解除,就会变成适应不良的行
为。因为这些改变的状态将创伤经历和正常意识隔开,阻断复原所需的
统合。不幸的是,禁闭畏缩或解离的状态,就像其他的创伤后症候群的
症状,总是对患者纠缠不清、紧黏不放。利夫顿即将“精神上的麻木无
感”(psychic numbing)(他在灾难和战争创伤患者身上发现的普遍现
象)比喻为“心智的麻痹”(paralysis of the mind)。禁闭畏缩的症状也像记忆侵扰一样,最早描述的是记忆方面的问
题。让内提到创伤后的失忆乃源于“意识区域的被压缩”(constriction of
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)——此为从一般意识中分离出来而保存痛苦
记忆之处。当他的歇斯底里症患者处于催眠出神状态时,他们即能将解
离的事件以非常精致的细节重置。例如他的病患艾琳曾记述,她对母亲
逝世前后大约两个月期间所发生的事毫无记忆。当处于出神状态时,她
即能重现所有那两个月发生的痛苦事件,包括死亡的场景,宛如它们就
发生在当下。
卡迪纳也认为,被压缩的过程使得创伤记忆无法进入正常意识中,只容许一些破碎的记忆以记忆侵扰的症状出现。他记录了一个海军退伍
军人的案例,患者抱怨长期的知觉麻木无感、疼痛和腰部以下冰冷,但
否认在战争期间有任何创伤经历。在没有正式使用催眠的情况下,经由
不断地询问,他忆起服役的战舰沉没时,他泡在冰冷的海水中数小时等
待救援,但仍否认对此事件有任何情绪性反应。然而,在卡迪纳不断追
问下,患者开始变得激动、愤怒和惊恐:
我指出他所抱怨的症状……和他腰部以下曾浸泡在冰冷海水中两者
之间的相似性。他承认说,当他闭上双眼,并容许自己去想此刻的感觉
时,他仍能看到自己紧抓着一半已没在海中的救生艇之景象。他接着
说,当他紧抓着救生艇时,全身都感到剧烈的疼痛,而且当时除了疼痛
以外,脑中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。他也回想起许多人昏迷并溺毙了。大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体而言,患者因当时全神贯注于由冰冷海水所引起的剧痛感,而让他保
住性命。因此这个症状代表……对他被浸泡在海水中之原始感觉的复
制。
在此案例中,被压缩的过程并没有造成完全的失忆,而是形成一个
修剪过的记忆,其中既无情绪也无意义。这位患者不“允许自己去想”有
关自己症状的意义,因为如此做,将会把他带回自己差点没命和目睹战
友死亡的痛苦、恐惧、愤怒中。这种刻意地压抑与创伤事件有关的想
法,和较无自觉的解离形式,是受创患者的主要特征之一。
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禁闭畏缩的症状,不只作用在思想、记忆和意识
状态中,也作用在全部有目的的行动与想法中。为了想拥有安全感和控
制自己无处不在的恐惧,受创患者处处设限自己的生活。两位强暴罪行
创伤患者描述她们在创伤后的生活是多么狭隘:
我一个人时哪儿也不敢去……我感到安全毫无保障且极度害怕,所
以我什么事也不做……我只想待在家里,我就是怕得要命。
我把自己的头发剪光,我不要对男人有吸引力……这一阵子我只想
让自己看起来很中性,这样我才觉得安全。
参战退伍军人史密斯描述战后他如何将自己生活中的禁闭畏缩合理
化,以致长久以来一点都没有察觉到自己受制于恐惧的程度有多严
重:“我工作的时间仅限于从午夜到早上8点,或晚上11点到早上7点,我从来都不了解为什么。本来我对夜晚存有恐惧感,所以我一直很担心
在晚上是醒着的。当时不懂,现在我知道了。我对自己的合理化解释
是,那种时间没有人会来管我,我可以自由自在,我不用去听那些乱七
八糟的政治性口水战,没人会来烦我,我可以独处。”
禁闭畏缩的症状也干扰了对未来的期待和计划。格林克和史皮格观
察那些在战时曾目睹战友死亡或受伤的军人之反应,发现他们对自己制
定计划和采取主动积极行动的能力信心大减,而且迷信和奇幻的思想愈
来愈强烈,也非常依赖幸运护身符和好兆头。特尔在一项被绑架学童的
研究中,描述这些孩子如何在事后变得非常相信其实早有预兆警告他们
会发生这件事。在绑架事件多年之后,这些孩子仍持续到处留意预兆以
保护自己和引导自己的行为。甚至在此事发生多年之后,这些孩子对未
来仍充满极为悲观的想法;问起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时,许多人回答说
他们从来不去想象未来,也不为未来做计划,因为他们预期自己会早
夭。
受创者会避免任何足以勾起过往创伤回忆的情境,或任何可能涉及
未来规划与风险的行动,却也同时剥夺了一些新的契机,因为如果能够
成功地面对、处理,或许可以减轻创伤经历所带来的影响。因此,禁闭
畏缩的症状,虽然可能代表一种抵御痛苦情绪状态的企图,却也可能因
此付出惨痛的代价,因为这些症状会窄化并耗损患者的生活质量,而且
使创伤事件的影响永远存在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
在经历过极端危险之后,记忆侵扰和禁闭畏缩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反
应,会形成一种摆荡于两端的律动。这两个相反心理状态之间的矛盾冲
突,也许就是创伤后症候群的最大特征。由于记忆侵扰和麻木无感的症
状都无法让创伤事件得到整合,这两个极端状态的交替出现,或许可以
解释为患者企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可接受的平衡点。但平衡正好就是
受创者最缺乏的,受创者会发现自己被摆荡在失忆与创伤重现两个极端
之间,摆荡在被排山倒海而来的强烈情绪淹没和完全无感无觉的麻木状
态之间,摆荡在慌张冲动的行为和完全被抑制的无能之间。这种周期性
交替所产生的不稳定,使受创者的不确定感和无助感进一步恶化。创伤
症状的矛盾冲突,因此将可能永远挥之不去。
随着时间流逝,这个矛盾冲突也会逐渐地演化。刚开始时,创伤事
件的侵扰性再现较占优势,受害者会维持在一个高度激动的状态,为防
范新的威胁而保持警戒。创伤事件之后的最初数天或数周,是侵扰性症
状出现最明显的时候;在3~6个月中程度会逐渐减缓,然后随着时间慢
慢变弱。例如在一个有关犯罪受害者的大规模小区研究中,大部分的强
暴罪行创伤患者报告说她们最严重的侵扰症状会在3~6个月后逐渐减
少,但在被强暴后一年中仍随时会感到害怕和焦虑。另一个对强暴罪行
幸存者的研究也发现,大多数(占80%)在一年之后仍抱怨有侵扰性恐惧的存在。另一组强暴罪行幸存者,当第一次在医院的急诊室访谈的两
三年后再联络她们时,大多数人仍受到一些可归因于强暴引起之症状的
折磨。这些创伤患者最普遍提到的症状,是与创伤相关联的特定恐惧、性方面的障碍和日常活动的局限性。
受创的伤痛也可能延续得更久。例如,伯吉斯和霍姆斯特龙在一家
医院的急诊室中研究强暴罪行受害者的4~6年后,再度联络那些妇女
时,其中34认为她们已经复原了。请她们回顾时,大约13(占37%)
认为她们一年不到就复原了,另外13(占37%)觉得她们花了超过一年
的时间才复原,但也有约14(占26%)觉得她们尚未复原。
在荷兰的一个针对人质的研究,也记录了单一创伤事件所带来的持
久影响。所有这些人质在被释放之后的第一个月内都有症状产生,而在
6个月后到1年之间,有75%仍为症状所困扰;囚禁得愈久的人症状愈严
重,所需的复原时间也愈长。在事件之后6~9年的长期追踪调查中,几
乎一半占的创伤患者(占46%)仍然报告有禁闭畏缩的症状,13(占
32%)则报告仍有记忆侵扰症状。虽然广泛性焦虑症状会随着时间而减
缓,但心身症状(psychosomatic symptom)其实是愈来愈恶化。
虽然与创伤相关的特定症状似乎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去,但如果被与
原来创伤有关的事物所触动,就算已过数年之久,症状还是可能复发。
例如,卡迪纳曾描述一位8年前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死里逃生的退伍军
人,在坠机周年日突遭记忆侵扰症状的袭击。在一个最近的案例中,一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,在30年后突然复发噩梦和其他记忆侵扰
症状。
当侵扰性症状减轻时,麻木或禁闭畏缩的症状即取而代之。受创者
可能不再感到害怕,从外表看来可能已回复到以往正常的生活形态。但
没有改变的是,日常事务似乎脱离了它们原有的意义,现实感也不断受
到扭曲。受创者可能会抱怨他只是行尸走肉,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观察
自己每天的一举一动。只有当恐怖记忆重复再现时,才会暂时打断麻木
无感和与现实的隔绝感。对于受创者疏离与心如死水的状况,伍尔芙对
一位患有炮弹冲击症的退伍军人有段非常经典的描绘:
“好美!”(他的妻子)喃喃低语着,并轻碰塞普蒂莫斯,想引起
他的注意,但美丽的东西在玻璃窗后。连吃东西(蕾莉儿喜欢吃冰、巧
克力、甜食)对他也毫无滋味。他把杯子放在大理石茶几上,看着外面
的人群;他们好像很快乐,聚在街道的中央,没事地叫着、笑着,乱成
一团。他没有味觉,甚至没有了感觉。在茶馆里,周围都是桌子和喋喋
不休的侍者,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感向他袭来——他就是无法去感
觉。
对受创者的内心世界和外在活动产生压迫限制的,是一些消极性的
症状。它们没有剧烈的起伏,它们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那些少掉的东西。
正因如此,禁闭畏缩的症状不容易察觉,且创伤的源头通常也不可考。
随着时间流逝,当这些消极性症状变成创伤后应激障碍最明显的特征时,反而愈容易忽略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诊断,因为此症的症状非常持
久且影响面极广,可能很容易被误认为受创者本身的人格特质。这是个
代价很高的错误,因为当一个人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却未诊断出来时,将注定要过一个不断耗损的人生——被记忆纠缠折磨,被无助与恐惧所
禁锢。以下是又一段莱辛对父亲的描述:
一个年轻的银行职员,工作时间长却只领很少的薪水,但他跳舞、唱歌、游玩、和人打情骂俏——这个天生活泼快乐的人,在1914年、1915年、1916年中的某年被杀了。我想,我最棒的那个父亲已经在那场
战争中死亡,他的灵魂被那场战争践踏得残破不堪了。我遇到过那些认
识我父亲年轻时候的人,尤其是女性,都会提到他的快乐、他的活力、他的享受人生,也会提到他的亲切、他的善心——还有那不断重复提及
的——他的聪明……我想他们应该认不出那个我所认识的父亲——病恹
恹、暴躁不安、失魂落魄、忧郁苦闷。
即使在事件经过很久以后,许多受创者仍会觉得一部分的自己已经
死了。病情最严重的那些患者,恨不得一死百了。有关创伤事件的长期
影响,也许最令人感到不安的资料来自一个犯罪受害者的小区研究,其
中包括100位曾被强暴的妇女。所有个案从事件发生至调查当时的平均
时间是9年。研究只记录一些主要的心理卫生问题,对于创伤后症状的
较细微层面则未加注意。即使是这么粗糙的研究,也可明显看出创伤的
长期且具破坏性的影响。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比其他的受害者发生更多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的“精神崩溃”,更多的自杀想法,更多的自杀尝试。她们在被强暴之
前,有自杀企图的可能性并不比其他的人高,但在被强暴之后,几乎有
15(占19.2%)的人曾尝试自杀。
对严重创伤后之自杀率的确实估计,仍是充满争议的谜。大众媒体
曾报道说,越战退伍军人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,比在战场上死亡的人数
多得多。这种说法似乎太过夸张,但伤亡人数的研究却也显示,战斗创
伤的确可能会增加自杀的风险。汉丁和哈斯在对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
参战退伍军人研究中,发现一个有指针意义的数据:少数人曾有自杀的
企图(占19%),或持续想到要自杀(占15%)。大多数持续有自杀念
头的人都曾置身于惨烈的战役中,他们受到战争经历中尚未解决的负罪
感,和严重且不断的焦虑、忧郁以及创伤后症状所折磨。在此研究的过
程中,就有3个个案自杀身亡。
因此,这种创伤时刻所产生的“毁灭的威胁”,就算危险早已不复存
在,仍可能阴魂不散地纠缠着创伤患者。难怪弗洛伊德会在创伤性神经
官能症中发现“心魔作用”的征候。创伤时刻的恐怖、愤怒和怨恨,将继
续存活在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中。第3章 外部关系的断绝
在创伤事件之后,创伤患者变得更容易受到伤害,他们的自我感已
经破碎,而重建的唯一方法,就是最初形成的方法——建立与他人的联
结关系。
创伤事件造成人们对一些基本人际关系产生怀疑。它撕裂了家庭、朋友、情人、社群的依附关系,它粉碎了借由建立和维系与他人关系所
架构起来的自我,它破坏了将人类经验赋予意义的信念体系,违背了受
害者对大自然规律或上帝旨意的信仰,并将受害者丢入充满生存危机的
深渊中。
对生命外部关联性的损害,并非原先以为的是创伤的次要影响。创
伤事件的主要影响,不只在自我的心理层面上,也在联结个人与社群的
依附与意义系统上。霍罗威茨将生命中的创伤事件定义为:在与现实世
界的关联中,那些无法与受害者的自我“内在图式”同化的事件。创伤事
件破坏了受害者对环境安全、正面自我价值和天地万物合理秩序的基本
认定。强暴罪行创伤患者艾莉丝见证了这种安全感的丧失:“当我被强
暴时,我失去了童贞,也几乎失去生命。我同时也失去一些原有的信
念,像是世界的运行方式,和我能得到多少安全保障。”
人的安全感,或基本的信赖感,是在人生的最初阶段与第一位照顾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者的关系中获得的。这种信赖感源于生命本身,并将跟着一个人走完人
生旅程。它是所有关系与信念系统的基石。对人类而言,被呵护照顾的
最初经验,将使他们有能力面对并展望所处的世界,也使他们有可能相
信这是一个会善待自己的世界。基本的信赖感是相信生命延续性、自然
的秩序和上帝至高无上旨意的基础。
恐怖事件发生时,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向最初安全感的来源寻求安慰
和保护。受伤的军人和被强暴的妇女会哭喊他们的母亲或上帝。一旦这
样的哭喊没有得到响应,基本的信赖感即开始破灭。受创者感到被完全
放弃、全然的孤独,和被逐出那赖以生存的由人与神眷顾保护的系统之
外。此后,疏离和隔绝的感觉扩散至每一种关系,从最亲密的家人到最
抽象的社群与宗教教友。一旦信赖感丧失,受创者觉得与其说他们还活
着,其实更像是死了。伍尔芙在描绘患有炮弹冲击症的退伍军人塞普蒂
莫斯·史密斯(Septimus Smith)时,捕捉到这种内在毁灭的特质:
这一切终于显露在塞普蒂莫斯面前,那隐藏在华丽文藻下的启示。
这个秘密信息,在伪装之下,一代传一代:厌恶、怨恨、绝望……我们
不能将小孩带到这样的世界里。我们不能永远受折磨,或让这些贪婪动
物不断繁衍,他们没有长久持续的情感,只有一时的兴致和无意义的行
为,不断打转着,一会儿这样,一会儿那样……因为事实是……人类没
有仁慈,没有信仰,也没有施舍,除了用它来增加一点当时的乐趣以
外。他们成群结队出外猎食,掠过沙漠,倏忽来去,只留咆哮声回荡荒野间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受损的自我
与照顾者建立起关联性的安全感,是一个人性格发展的基石。当这
个关联性被破坏后,受创者将丧失最基本的自我感。原本早已消失、在
儿童和青少年阶段才发生的成长期冲突,一下子被重新激发了。创伤事
件迫使创伤患者重新经历所有她早年在发展独立自主、主动进取、能
力、认同和亲密关系等各方面的挣扎奋斗。
儿童要能发展出正面的自我感,必须仰赖照顾者审慎使用本身的权
势。如果一个权势比小孩大得多的父母,能表现出对孩子个体性与尊严
的注重,孩子将因此觉得自己是有价值且被尊重的,并因此发展出自
尊。孩子也将发展出独立自主性,那是一种在人际关系中有适当界限的
自我感。孩子也会学着控制和调节他的身体功能,形成并表达自己的观
点。
创伤事件在个人身体完整性的基本层面上,因身体被侵犯、被伤
害、被玷污,而违背了个人的独立自主性。对身体功能的控制力也丧失
了;一般对战争与强暴的传统看法中,这种控制力的丧失通常会被说成
创伤中最耻辱的事。而且显而易见地,在受创当时个人的自主性是毫无
价值的。例如在强暴中,攻击的意图正好体现为对受害者独立自主和尊
严的蔑视。创伤事件也因此摧毁了一个人在与他人产生关联时还能保有
的自我的信念。在正常的发展阶段中,追求独立自主时产生的冲突如未能充分解
决,这个人就容易感到羞耻与怀疑。这些相同的情绪反应也会在创伤事
件后重现。羞耻感是一种对无助、对身体完整性的遭侵害和对在别人异
样眼光下失去尊严的反应,怀疑则反映在当维持与他人的关联性时,却
无法保留自己独立性的观点。在创伤事件之后,创伤患者不只怀疑他
人,也怀疑自己,世事已不再是它们原来的样子了。参战退伍军人欧布
莱恩如此描述这种具有侵蚀性的怀疑感:
对一般的军人而言……战争给他们的感觉(精神上的质感)有如鬼
魅一般的浓雾,厚重且永不消散,让你什么都分不清。每样东西都像在
漩涡中打转。既有的规则都不再有用,既有的事实也不再真实。对与错
已合流混杂,再也分不清。秩序掺杂着混乱、爱掺杂着恨、丑陋掺杂着
美丽、法治掺杂着暴乱、文明掺杂着野蛮。一团迷雾将你吸入,你不知
道身在何处,也不知为何在此,唯一确定的,就是找不到任何确定的
事。在战争中,你会失去确切感,也失去真实感,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
说:在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里,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真实的。
在一个儿童的正常发展过程中,逐渐增长的才能与主动进取的能
力,会形成正面自我观感的一部分。如果在此能力发展过程中的冲突未
能充分解决,这个人就比较容易有负罪感并觉得低人一等。非常明显
地,创伤事件会重挫人主动进取的能力和压垮个人的才能。无论受害者
之前是多么英勇无畏、多么机智聪慧,他的行动都不足以避开灾难。在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创伤事件之后,当创伤患者回顾和评价自己的行为时,负罪感与低人一
等的感觉是相当普遍的。利夫顿发现“创伤患者的负罪感”,普遍存在于
一些经历过战争、天灾或核弹大屠杀的人们心中。强暴基本上会造成相
同的影响:有负罪感的人是受害者,而不是加害者。负罪感也许可以解
释为受害者企图从苦难中学到有用的教训,和重新拾回一些力量与掌控
感的反应。去想象你当初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以避开灾难,应该会比承认
那全然无助的现实要更好忍受得多。
当创伤患者曾目睹其他人的痛苦或死亡时,负罪感会特别严重。自
己运气好死里逃生,别人却倒霉难逃一劫,这样的想法会产生良心上的
重担。灾难和战争创伤患者萦绕心头的,是那些别人在垂死挣扎、他们
却没有能力援救的影像。他们产生负罪感,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冒生命
危险解救别人,或因未能满足垂死者的要求。在战争中,目睹战友的死
亡,将使这个军人特别有可能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。同样地,在天灾
中,目睹家人的死亡,也最有可能让创伤患者发展出棘手而长期的创伤
症候群。
会严重破坏人类之间的关联性,并增加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风险
的,莫过于当创伤患者不只是被动地目睹,而是积极地参与致人于死地
的暴行时;而当此种暴行已不能再用一些较高尚的价值与意义加以合理
化时,战争的创伤将更加严重。在越战中士气之所以严重败坏,是因为
取得胜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能的目标,而成功的标准变成杀戮本身,例如在战场上清点敌人的尸体。在这些情况下,不仅是暴露在死亡的威胁
中,亲身参与毫无意义的恶意破坏行动,更使这些人最可能受到长期的
心理损伤。在一个对越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中,大约有20%承认在越南执
勤时期曾目睹暴行,另外9%承认曾亲身犯下暴行。在从战场返乡的数
年后,症状最严重的就是那些目睹或亲身滥用暴力者。为了确认这些发
现,另一个对越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也发现,所有那些承认参与暴行者,在战争结束的十几年后,仍然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。
相信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之信念,在与他人的联结关系中形成,并开始于生命的最初阶段。从主要亲密关系中获得的基本信赖感,是所
有信念的基石。其后对更进一步有关法律、正义、公平等抽象观念,则
是在儿童期经由与照顾者和同伴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。至于更抽象的一
些问题,如宇宙的运行法则、个人在社群中的位置和人类在大自然规律
中的地位等,都是青少年和成年时期发展中正常的关注焦点。要解决这
些有关存在意义的问题,需要个人与广大的社群有更多的接触与互动。
创伤事件粉碎了人与社群之间的联结感,造成信仰的危机。利夫顿
发现,在灾难和战争之后会有一种常见的反应:对社群产生普遍的不信
任感,并认为这是一个“虚伪”的世界。一位越战退伍军人描述其信仰的
丧失:“我无法在心中对自己做合理的解释,为什么上帝会让好人死?
我曾找过好几位……神父,我就坐在其中一位面前并对他说:‘神父,我不明白:为什么上帝会容许小孩被残杀?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这是什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么战争、什么鬼话?我的朋友如今都死光了。’……神父看着我的眼睛
对我说:‘我不知道,孩子,我从未经历过战争。’我说:‘我不是在问你
战争,我是在问你神啊!’”
如果创伤事件本身牵涉重要关系的背叛,对创伤患者的信仰与社群
感的损伤将更为严重。这类事件的意象通常在背叛发生时即已定型,且
因信赖感的破灭而带给这种侵扰意象强烈的情绪反应。例如,卡迪纳曾
对一位海军退伍军人进行心理治疗,他在战舰沉没时从海中被救起。在
透露自己国家的军队是多么令人失望时,他显得极端烦躁不安:“这位
病患变得非常激动且开始不断地咒骂;惹起他怒气的事显然与他的获救
过程有关。他们在水中大概待了12个小时后,才被一艘鱼雷艇救起。当
然那些在救生艇上的军官先被救起,而有八九个人紧抓住病患所在的橡
皮艇,他们还得在水中再泡上六七个小时才会有救援到来。”
纵使那些军官已在相对较安全的救生艇上,他们还是先被接走,而
那些挂在橡皮艇边的士兵却受到忽略,其中有些等不及救援到来就已溺
毙。虽然卡迪纳接受这个程序是正常军队纪律的一部分,但这个病患却
因为发生这种被自己人当作牺牲品的事而感到恐惧。那些援救者对他生
命的不重视,对他造成的创伤更甚于受敌人的攻击,被浸泡在冰水中的
身体疼痛、对死亡的恐惧,和当时共患难的战友之死。那些援救者的冷
漠摧毁了他对自己社群的信念。这个事件之后,这位病患表现出的不只
是典型的创伤后症状,还有病态伤痛、人际关系破裂、慢性抑郁症(depression)的征兆:“他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都反应激烈,而且看不得
别人身体或感情受到伤害或受威胁……(然而)他自称他好想揍人,他
也变得常常向家人挑衅。他说,‘我真希望我已经死了;我让身边的人
都感到痛苦。’”
这位患者这种人际关系的矛盾特质,在受创者身上非常普遍。由于
在调节强烈愤怒情绪方面有困难,创伤患者总是摆荡在自己会失控地表
现愤怒和对任何形式攻击的无法忍受之间。因此他一方面对他人充满慈
悲与护卫之心,且无法忍受任何人可能会受到伤害的想法;但另一方
面,却会对家人烦躁不耐且大发雷霆。这种不一致是他痛苦的来源之
一。
类似的摆荡也发生在亲密关系的处理上。创伤迫使患者想从亲密关
系中逃离,却又拼命地想抓住它。基本信赖感的严重瓦解,常见的羞耻
感、负罪感和自卑感,想避免可能会唤起创伤记忆的社交生活,所有这
些困扰,都促使患者从亲近关系中退缩。但对创伤事件的恐惧感,又使
患者有被保护和依附他人的强烈需求,受创者因此不断在隔离孤立和渴
望依附他人之间来回摆荡。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,不只作用在创伤患者
的内心世界,也影响到与他人的亲近关系。结果是形成热切却不稳定的
关系,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波动。一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描述创伤事件
如何摧毁她与他人的关联感:“我实在无法形容我的内在到底发生了什
么变化。我失去了控制力,这一生从来没有如此害怕和无助过。我感到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好像整个人已被抛离地球,从此将独自漂流在无垠的黑暗中。我一再地
在骇人的噩梦中重现被强暴的经历……我好害怕跟人在一起,但也好害
怕自己一个人。”
受创者因为自我感的基本架构受损而痛苦不堪。他们对自己、对他
人、对上帝都失去信赖感;他们的自尊心被羞耻感、负罪感和无助的经
历所践踏;他们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,也被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强烈矛
盾情绪所危害;他们在创伤发生前建立的认同感也永久性地损毁。强暴
罪行创伤患者南希·齐根梅尔(Nancy Ziegenmayer)见证了这种自我感
的丧失:“从前那个我,在1988年11月19日的那个早晨,从我和我的家
人手中被抢走了,往后的余生中,我再也不是那个相同的我了。”脆弱性与适应性
心理伤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创伤事件本身的特质,个人的性格特
质在面对巨大创伤事件时则无太大影响。创伤的严重程度及其造成的心
理冲击之间,存在一个单纯而直接的关系,可以从受影响的人数或伤害
的强度与时间长度加以衡量。有关战争和天然灾害的研究已建立一
个“剂量与反应曲线”(dose-response curve),此曲线显示出,暴露于创
伤事件的程度愈大,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人数百分比就愈高。
在越战退伍军人复员并重新适应平民生活的全国性研究中,将曾在
战场中执勤的军人,与未曾派往战场的军人和平民对照组做比较。在战
争结束的15年后,超过13(占36%)参与激烈战役的越战退伍军人,仍
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之诊断;相对地,只有9%有轻度或中度交战经验
的退伍军人、4%从未被派往越南的退伍军人和1%的平民罹患此症。在
复员返乡后至今曾出现过症状的退伍军人,人数大约两倍于研究当时仍
出现此症候群者。那些曾置身于激烈战役中的军人,大约34受过创伤
后症候群之折磨。
如果暴露在创伤环境的程度够严重,则无人可幸免。特尔研究一群
曾被绑架并遗弃在洞穴中的小学生后发现,所有小学生都出现创伤后症
状,有些在事件后立即出现,有些则在四年后的追踪调查中才发现。虽
然这些孩子的身体并未受到伤害,但所受到的惊吓、死亡的威胁和绑架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者阴沉莫测的敌意,都对他们的心理形成强大冲击。在医院急诊室访谈
强暴罪行创伤患者的伯吉斯和霍姆斯特龙发现,每一位受侵害妇女,在
事件后都立即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。
在一些追踪调查中发现,相较于其他类型犯罪的受害者,强暴罪行
创伤患者有较高的长期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罹患率。如果知道这种创伤的
特质,则强暴的这些可怕影响一点也不令人惊讶。强暴的基本要素就是
对人的身体、心理和道德上的亵渎侵犯(violation)。事实上,亵渎侵
犯就是强暴的同义词。强暴者的目的就是要恫吓、支配和羞辱他的受害
者,使她完全无助。因此强暴就本质而言,就是故意用以造成心理创伤
的。
虽然一个人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,主要视创伤事件的本
质而定,但个别差异在决定其异常反应之形式中仍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就
算是对同一事件,也没有任何两个人会有相同的反应。虽然创伤症候群
有许多固定的特质,但不会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相同。例如在一个针对患
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之参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中发现,与每个人显著症状模
式相关的,是个人童年成长史、情绪冲突引爆点和适应模式。在参战前
有反社会行为倾向者,比较可能出现恶劣心境和愤怒的显著症状;而对
自己有较高道德期许和满怀慈悲心肠者,则比较可能有抑郁症的显著症
状。
创伤事件的冲击程度,也要视受影响者之适应力强弱而定。虽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的研究显示,每个人都有其“崩溃
点”(breaking point),但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容易崩溃;只有很少数
的例外,他们似乎在极端的情况下显得较不脆弱。一些对各种不同类型
的人进行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:抗压能力较强的人,似乎具有较成
熟的社交能力、细心积极的处世风格,并对掌控自己前途命运的能力有
高度的自知之明。例如,当对一大群儿童从他们出生至成人做追踪调
查,大约有110的儿童会显示出对早期恶劣环境不寻常的承受力。这些
儿童的特质是:具有机敏积极的性格、不寻常的社交能力和与他人的沟
通技巧,以及对自己有能力决定自己命运的强烈意志,心理学家称这种
意志为“内在控制”(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)。类似的能力也可以在一
些对疾病有特殊的抵抗力,和面对一般生活压力表现坚毅的人身上发
现。
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,适应力强的人能利用任何机会与他人协力采
取有意义的一致行动,一般人则很可能因恐惧而瘫痪或畏缩孤立。这种
纵使身处极端险境,依旧保有社群关联性和积极应对策略的能力,似乎
在某种程度上可保护一个人免于日后发展出创伤后症候群。例如,在一
群海难的创伤患者中,那些能够与他人合作而成功逃生的人,事后显示
出相对较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迹象。相对地,那些“冻僵了”和有解离现
象的人,日后则出现较多的症状。而那种不愿与他人合作,单枪匹马横
冲直撞的“兰博型”人物,也是此症的高危险人群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从一个针对十名虽然参与过激烈战役、却从未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
碍的越战退伍军人研究中,再一次印证三个重要的特质:积极而任务导
向的应对策略、优秀的社交能力和内在控制。这群出类拔萃的军人,纵
然身处最混乱的战场,仍神志清醒地专注于保持自身的冷静、判断、与
他人的联系、道德价值观和存在的意义。他们将参与战争视为“努力求
生存所需实际面对的危险挑战”,而非证明自己男子气概的机会或只能
无助受害的情况。他们努力为自己从事的行动建立起一些合理的目的,并将其理念与他人沟通。他们表现出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的高度责任
感,并避免没有必要的冒险,有时也会出面反对他们认为太过轻率的命
令。他们承认存在于自己和别人心中的恐惧,但会以尽其所能将自己准
备好加以克服。他们也会避免让自己陷入愤怒的情绪中,这是他们视为
会危及生命的事。在一个士气低落并充满暴戾之气的军队中,这群人中
没有一个表现出对敌人的怨恨和报复心态,也没有一个做过强暴、酷刑
拷打、杀害平民或战俘或损毁尸体的事。
一些曾遭强暴或强暴未遂之妇女的经历也显示,相同的适应力特
质,在某些方面也会发挥保护作用。那些能保持冷静、使用许多积极策
略并尽力抵抗的妇女,不只较有可能成功地阻止强暴的企图,就算这些
努力最终仍告失败,也比较不会罹患严重的创伤症状。相对地,那些因
恐惧而动弹不得和未经挣扎即屈服放弃的妇女,不只容易被强暴犯得
逞,且很可能在事后感到强烈的自责和沮丧。然而,一般妇女所拥有的
良好社交能力,在面对一个强暴企图时,通常会成为有害的因素而非长处。有些妇女尝试激起强暴者的人性善念,或尝试建立起与强暴者某种
形式的同理沟通,这些努力几乎是徒劳无功的。
虽然适应力强的人,有最佳的机会在较无损伤的情况下存活下来,但没有一项受害者的个人特质本身足以提供可靠的保障。创伤患者普遍
会提到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好运。许多人也深刻感受到,如果不是老天眷
顾,创伤事件的伤害可能严重得多,他们也可能早就“支离破碎”了。有
时创伤患者会将他们能逃过一劫的原因,归之于与某人心有灵犀的意象
上,那个他们纵使身处绝境也设法去维系的联结,虽然他们也很清楚这
种联结是脆弱且可能很轻易就会被破坏的。一位从蓄意谋杀中存活下来
的年轻男子,描述了这种联结所扮演的角色:
一连串的好运保住了我这条命。至少他们没有折磨我。我真不敢相
信我能死里逃生。当他们刺伤我并丢下我一个人等死时,我脑中忽然浮
现出父亲的鲜明影像,我知道我还不能死,如果我死了,他一定悲痛万
分。我要和他化解争执、重新和好。一旦我决心要活下去,神奇的事发
生了,虽然我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,我却确确实实看得到我手腕上的绳
结。我自己解开绳子并爬到走廊上,邻居刚好及时发现我,只要再慢几
分钟,一切就都太迟了。我觉得我是重新再活了一次。
一小部分情感资源丰富的人,可能对创伤的负面心理影响有特别的
抵抗力,但在此光谱另一端的,则可能是特别脆弱的一群人。可预料的
是,那些情感资源贫乏或与他人隔绝的人,是风险最高的一群。例如,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在被送往越南的军人中,年纪较轻且教育水平较低的士兵,比其他人更
可能受到极端战争经验的影响。他们也可能在返乡后得到较少的社会支
持,因此也比较不可能向朋友和家人谈及战争的经验。理所当然地,这
些人也是会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高危险群。被派往越南前就有精神
疾病的军人,很有可能返乡时已发展出广泛的精神问题,这样的脆弱性
不只针对创伤后症候群,被强暴前即有精神疾病的妇女,同样会被特别
严重与复杂的创伤后反应所折磨。生命中的创伤事件,就像其他的不幸
一样,对那些原本就身陷困境的人总是特别无情。
比成人更为弱势的儿童与青少年,更容易受到伤害。受虐儿童的研
究显示,心理异常的严重度与开始受虐的年龄呈反比,青少年士兵比那
些较年长的同袍更容易在战争中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;年轻少女在强
暴创伤中亦较脆弱。在青少年时期的恐怖和被剥夺权益的经验,将严重
危及在此生命阶段中的三种正常发展适应能力:形成认同感、逐渐从原
生家庭中独立出来,以及探索更广泛的社群世界。
战争与强暴,这两种分属公众和个人形式的社会型暴力,是青少年
......
创伤与复原
Trauma and Recovery: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—from
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
(美)赫尔曼(Herman,J.) 著
施宏达 陈文琪 译
ISBN:978-7-111-50779-6
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,电子版由华章分社(北京华
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,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)全球范围内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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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序一 与创伤真正和解
推荐序二 穿越创伤的旅程:为了重生
前言 记住暴行,揭露真相
第一部分 创伤性障碍
第1章 一段被遗忘的历史
面对人的脆弱性与劣根性
歇斯底里症的英雄时代
喝彩渐歇,英雄退却
战争创伤神经性官能症
难以磨灭的长期烙印
两性战争中的战场神经性官能症
第一次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
第2章 恐怖经历
自我防御系统瓦解之后
过度警觉
记忆侵扰
禁闭畏缩
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
第3章 外部关系的断绝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受损的自我
脆弱性与适应性
社会支持的影响
最亲近之人的评价
社群的角色
第4章 囚禁
心理上的支配
断绝与外界的联结感
彻底投降
长期创伤症候群
人际关系的重大改变
第5章 受虐儿童
受虐环境
双重思想
双重自我
对身体的攻击
长大的孩子
第6章 一个全新的诊断分析
错误的诊断标签
新概念的需要
成为精神科患者的创伤患者第二部分 复原的阶段
第7章 治疗关系
首要原则:恢复自主权
创伤性移情作用
创伤性反向移情作用
卷入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冲突里
治疗契约
治疗师的支持系统
第8章 安全
给难题命名
恢复主导权
建立安全环境
照顾自己,掌控身体
完成第一阶段
第9章 回顾与哀悼
重建创伤故事
转化创伤记忆
哀悼创伤导致的损失
第10章 重建联系感
学习战斗
与自己和解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重新与人建立心理联系
追寻创伤患者的使命
创伤的解脱
第11章 共通性
借助他人找回自己
为安全而组建的团体
回顾与哀悼的团体
团体帮助成员,成员启发团体
临别的仪式
再创联系的团体
后记 创伤的矛盾冲突仍未休
附表推荐序一 与创伤真正和解
十几年前,我在德国获得一本书叫《加害者的心理治疗》,那时我
就想,别人真是走得前啊,我们受害者研究还忙不过来,他们已经在忙
加害者研究了。最近,在上海中德家庭治疗培训班上,德国老师告诉我
们,他们邀请了犹太人后裔和当年的纳粹后裔成立了一个讨论小组,来
分享各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和各自在家庭中的经历。
心理创伤的后果导致记忆两极发展,一方面为遗忘,人们总认为,过去的事情,就让它过去吧。而另一方面,记忆以增强的闪回方式存
在,你想忘记也忘记不掉,就像电影《归来》中的冯婉瑜一样,将记忆
停留在某一刻,就像陷在时光隧道中一样,所有的记忆就在那儿反复循
环,或者干脆时间在那一刻停滞,整个记忆被冰冻封存起来。
其实创伤导致的所谓“遗忘”只是假装遗忘,它在家庭中、在社会上
会以代际传递的方式横向传递给其他亲属、相关家庭,纵向传递给向下
数代。
有时创伤还会“以其人之道,还治他人之身”的方式进行下去,这
时,多年前的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。
纵观人类近代史,红九类变成黑九类,造反派被别人造了反,诸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。虽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但此类事件的相关
家庭及其后代不还是在同一国家、同一地区、同一单位,甚至同一屋檐
下继续抬头不见低头见和继续相处吗?
又或者,自己完全变本加厉地纠缠于既往的创伤记忆中,对自己的
身体加以蹂躏,仿佛这样能够在精神上鄙视肉体一样。在本书中,一位
幸存者描述到:如果是我付钱找人做的,我喜欢对自己进行人身虐待,这会让我飘飘欲仙,但我要掌控。我度过一段酗酒的时期,当时我会去
酒吧,选出一个我能发现的最肮脏、污秽的男人,然后和他发生性关
系,我会侮辱自己……这一段像极了《天龙八部》中段誉的娘——刀白
凤做的事情,因为段誉的爹段延庆风流成性,经常找别的女人,于是刀
白凤到街上找了一个最丑最脏的男人过了一夜,这样才有了段誉。
个体创伤如此,群体创伤就更加危险。一个群体会极具攻击性,对
异己、其他群族、其他组织、其他文化极具排他性和侵略性;个人则清
心寡欲、极具苛刻、自责与自罪,这也是长期以来的一个现象:妄自菲
薄、自我贬低、自我放逐,对他国盲目崇拜,对他国文明更是全盘接
受。
我们的近代史就是一个创伤的历史,这种创伤既有现实层面上的,又有内心层面上的,那就是:整个民族不是极度自卑就是极度自恋。对
这一点,鲁迅先生用阿Q作为一个民族符号进行了深入的描述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这本书就有了更高的社会意义和更深的专业意
义。
治疗个体创伤、治疗群体创伤,需要专业的治疗师,治疗师此时面
临两难的问题,是否让自己被创伤所淹没,造成来访者的二次创伤,或
者自己被创伤,成为受害者(如出现伦理难题)。
本书的出版既可供专业的心理创伤治疗专家所用,又可供那些专攻
急性创伤的工作团队参考,如本书提到的挪威团队针对翻船事件或一些
战争难民的工作就是很好的材料。
本书还重点提到儿童和妇女创伤,它指出,在心理创伤的研究史
上,第三阶段(就是现在)主要是性和家庭暴力导致的创伤(前两个阶
段为女性心理异常导致的癔症发作,以及与战争相关、发生在男性身上
的弹震症),这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又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。
最后,以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来结尾,寄希望于创伤的研究被重
视、被认识,这样创伤的个体间、群体间才能获得真正的和解:
你这云中的游子,你这超凡的乐师,你是怨恨这纷扰的尘世,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还是把眼睛和心灵留在大地,只任双翼在天空里飞驰?
施琪嘉
2015年6月20日推荐序二 穿越创伤的旅程:为了重生
今天,时隔10年,又一次研读朱迪思·赫尔曼的经典著作《创伤与
复原》,相关记忆如闪回一般,一页一页地呈现在我眼前。
第一次开始接受创伤治疗的培训,大约是在15年前的北大。
第一次读《创伤与复原》,大约是在10年前的国家图书馆。
第一次治疗典型的复杂性创伤所致的解离认同障碍(多重人格障
碍)病人大约是在9年前。
第一次走进监狱,开始对监狱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创伤研究和反社会
人格障碍的矫治大约是在8年前。
第一次在北大开设《心理创伤治疗》的研究生课程大约是在5年
前。
但是,心理治疗只是一种用来帮助人的理论和技术吗?
第一次成为心理创伤受害者的专家证人是在两年前,2013年12月。
我的学生李楠告诉我,在河南南阳桐柏县,有一位小学教师在其任教的
学校教室内,先后对该校一、二、三年级的多名幼女实施强制猥亵和性
侵犯。她们的律师希望得到我的帮助,对这些孩子所遭受的心理创伤进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行评估和鉴定,并给出治疗方案。这是我第一次阅读厚厚的卷宗,我读
到的不仅仅是滔天的罪行,也是这些留守的小女孩所遭受的非人伤害。
在那一年之后,又有律师找到我,在宁夏银川市灵武县,又有12名
学龄前的留守女童被学前班的教师性侵犯。我和学生李楠、布菲飞到灵
武,去探望和评估了这12个现在也还只是6~7岁的孩子。乍一看,她们
与平常的孩子并无两样,一样活泼可爱,但真正和他们在一起待过一会
儿以后,便可以观察到性创伤在她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的深深疤痕:严
重的回避行为、噩梦、闪回、惊恐、解离和麻木。有的孩子在被侵犯
后,几乎不再说话。
在赫尔曼的这本著作中,讨论的主要就是复杂性创伤所导致的心理
障碍。其中,童年期性创伤和虐待的受害者所遭受的歧视是她们所经历
的更严重的伤害。在所有的创伤类型中,性创伤是最严重的一种,主要
是因为几乎所有创伤的受害者都会被同情、支持和帮助,但性创伤的受
害者例外。
我曾经在北京监狱做了3年的研究和干预。记得有一位强奸犯通过
心理矫治有了明显的进步。有一天,他告诉我此前浑然不觉自己犯罪的
他突然开始悔过,那是因为他从家人处了解到被他强奸的女孩在案发后
全家都搬离了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庄,因为女孩被强奸的经历使得全家在
村子里都抬不起头来。这样的创伤甚至也会发生在同性之间。在留守男童中,被其男性教
师性侵犯的也并不罕见。这样的创伤都会严重地威胁自我甚至摧毁自
我。
我曾经为喧哗一时的李某某案的受害者Y姑娘的心理咨询师做过创
伤治疗的督导。伴随整个审理过程的心理咨询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
公众对Y姑娘的质疑乃至羞辱。在开庭前大约一周的时间,Y姑娘突发
危机心理崩溃,入院治疗,原因就在于有无耻之徒将本应严格保密的Y
姑娘的个人、家庭信息放在网络公之于众。那一刻,我深深体会到鲁迅
先生在20世纪初的第一篇白话文《狂人日记》中所说的“吃人”。这些无
良的律师、爆料者和对性创伤受害者报以歧视、无端怀疑的围观者所造
成的伤害甚至超过了性创伤本身。关于这一点,也是此书中所详细阐述
的,我要说的是,我在这方面的知识,首先就是来自于此书深入细致的
研究和讨论。
河南南阳的留守儿童性侵案,在我所出具的专家证词中,提出了让
受害儿童接受系统心理治疗的方案,并据此提出了受害者精神赔偿的依
据。最终,受害的儿童获得了130万元的赔偿,加害者被判死缓。
宁夏灵武的回族留守儿童性侵案,目前判决还没有做出,对信仰伊
斯兰教的回族孩子而言,在性创伤事件中,他们的受害更深,为了尽可
能地减少文化歧视对这些6~7岁孩子的影响,我也建议这些孩子改变其
所居住的环境,迁徙到其他地方生活。我们同样期待法律公正的判决,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以及对这些孩子予以更进一步的心理帮助——这大概是心理健康工作者
需要去做的工作。
心理治疗只是一种用来帮助人的理论和技术吗?在即将举办的中国
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的第四届年会上,将设立并颁
发“第一届万文鹏社会贡献奖”,我想,对一个可以帮助人幸福的行业来
说,社会责任也是我们不断进步的原因。
徐凯文
2015年仲夏于北大燕北园前言 记住暴行,揭露真相
对暴行的一般反应是将它排除于意识之外。某些违反社会常态的
事,会恐怖到让人无法清楚表达出来,而只能用难以启齿
(unspeakable)这个词形容了。
然而暴行会拒绝被埋藏湮没。否认暴行存在的欲望虽强,但认为否
认于事无补的信念也一样强烈。民间流传的说法是,冤鬼绝不安息,它
会始终阴魂不散,直到沉冤昭雪;而纸是包不住火的,恶事终必败露。
想要重建社会秩序,让受害者得到抚慰,首要任务就是记住暴行,并揭
露真相。
一方面想要否认恐怖暴行的存在,另一方面又希望将它公之于世,这种矛盾正是心理创伤的主要对立冲突之处。暴行的幸存者通常会用高
度情绪化、自相矛盾和零碎片段的方式述说他们的惨痛遭遇,但这种方
式严重损及他们的可信度,因而导致出现到底是要说出真相、还是保持
缄默的两难困境。只有彻底认清真相,幸存者才有可能出发迈向康复之
路。可惜大多数时候保持缄默的力量赢了,创伤经历不是用言词表达出
来,而是以精神症状的方式形诸于外。
受创者所表现的心理症状是:既想让别人注意到那难以启齿的创伤
秘密,又想极力掩藏它的存在。最明显的例子是,受创者会交替出现麻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木无感和创伤事件重现两种不同症状。创伤的这种对立冲突点会引起复
杂的、(有时是)非常严重的意识状态改变,这就像乔治·奥威尔
(George Orwell)(20世纪致力于揭露真相的学者之一)所谓的双重思
想(doublethink);或是精神医学专家找出的中性而精准的字眼,即所
谓的解离(dissociation)[1]。这会形成变化多端、富戏剧性,通常也很
怪异的歇斯底里(hysteria)症状;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(Sigmund
Freud)在一个世纪前即认为,此症乃是患者对童年时所受性虐待的一
种伪装过的表达方式。
目击者和受害者一样,也受到由创伤引发的对立冲突的折磨。对一
位目击者而言,实在很难保持头脑清楚并冷静以对,很难在当时即对事
件有整体性的观照,很难记住所有的细节,也很难将所有细节串联起
来。更难的是,要找到适当并具有说服力的言词将所见所闻传达给他
人。因此,那些企图描述所见暴行的人,也要承受被质疑的风险。当有
人公开说出暴行的见闻时,他同时也可能蒙受类似受害者所蒙受的污
名。
对残酷暴行的认知会周期性地成为公众议题,但从来不会持续太
久。否认、压抑和解离反应不只发生在个人身上,也发生在整体社会的
层次上。心理创伤的研究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沧桑史,就像曾遭受创伤的
人,我们已将过往的知识割弃,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过去,才能挽救现在
与未来。因此,想了解心理创伤,就要从重新探索历史开始。临床医生都知道,当被压抑的想法、感觉和记忆浮上意识层时,通
常会是一个洞察心理创伤的良机。这样的时机会发生在整体社会的历史
里,也会发生在个人的生活中。20世纪70年代,女性解放运动风起云
涌,并促使当时普遍存在的、加害女性的暴力犯罪问题成为公众讨论的
议题。那些长期受到压制而不敢声张的受害者,开始勇于揭露自己的隐
情。当我还是个精神科临床医生时,我就从我的病患身上听过无数的性
暴力和家庭暴力的故事。
由于身为女性运动的参与者,我得以在我的专业领域中发言以对抗
那些否认女性真实遭遇的论调,并以亲身见闻作为见证。我的第一篇关
于乱伦的论文,是于1976年与莉萨·赫希曼(Lisa Hirschman)合写的。
我们的原稿曾“秘密地”流传一年,之后才得以正式付梓。我们开始收到
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,许多妇女将她们从未吐露过的故事告诉我们。从
她们身上,我们领悟到勇于说出难以启齿的秘密之力量,也见证到当否
认与压抑的藩篱撤除后所释放出来的创造性能量。
这本书中呈现的,是我20年来的研究成果,以及我对性与家庭暴力
受害者的临床工作心得。它也反映了我对其他受创患者不断累积的了
解,特别是那些曾参与过战役的退伍军人和政治恐怖活动的受害者。这
是一本有关重建关联性的书:无论在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,在个人
与社群之间,或在男性与女性之间。这是一本描绘共通经验的书:无论
是在强暴罪行的幸存者和参战退伍军人之间,在受虐妇女和政治犯之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间,还是由独裁暴君所建立的大型集中营的幸存者和由家庭暴君所建立
的小型隐匿集中营的幸存者之间。
长期生活在恐怖情境中的人,所蒙受的心理伤害是可以预期的。创
伤造成异常的范围有如一个光谱,从单一巨变事件的影响,到长期不断
受虐的复杂影响。既有的精神疾病诊断观念,尤其是那些会轻易加诸在
女性身上的重度人格障碍之诊断,通常已难以识别出受创对个人的冲
击。本书的前半部分将描述人类对创伤事件的适应性变化之连续光谱范
围,并对长期不断受虐的幸存者所产生的心理异常给予一个新的诊断名
称。
由于创伤症候群(traumatic syndromes)有许多相同的基本特性,因此复原过程也大致沿着相同的途径。主要的复原阶段为:建立安全
感,还原创伤事件真相,修复幸存者与其社群之间的关联性。本书的后
半部分将会对治疗过程做一个整体性概述,并对受创者的心理治疗提出
新的观念架构。对于创伤造成异常的特性和治疗的原理,本书都使用幸
存者的见证和各种文献中的案例来加以阐述。
本书的研究素材包括我早期对乱伦恶行幸存者的研究,我近期对童
年创伤与边缘型人格障碍之关系的研究。本书的临床素材则是我在一家
女性精神医疗中心的20年执业经验,在一所大学教学医院10年教学和担
任督导的经验。本书最重要的部分,是创伤幸存者的见证之词。为了保密,所有当
事人我都冠以假名,只有两者例外。其一,那些接受过访问并谈及他们
工作内容的治疗师和临床医师;其二,那些已将故事公之于世的幸存
者。至于叙述案例的短文都经过改编,每一篇内容都是由许多不同患者
的经历综合而成的。
面对幸存者带给我们的挑战,我们要设法将支离破碎的情节拼凑起
来,要将历史还原,并据以解释他们现在所表现出来的症状。在创伤的
议题上,我一直努力整合临床的观点和社会的观点,既不牺牲个人经验
的特异复杂性,也不忽视社会政治背景的广泛影响性。我也一直尝试统
合那些有明显分歧的知识,并试图发展出可同样应用在不同议题上的观
念:那些应用于传统女性角色中的家庭与性生活的经验,以及应用于传
统男性角色中的战争与政治活动的经验。
本书诞生的时代,正是一个因女性运动而得以公开讨论普遍存在的
性与家庭暴力的时代,也是一个因人权运动而得以公然控诉普遍存在的
政治暴行的时代。我预期,这会是充满争议性的一本书:首先,它是用
女性主义的观点写成的;其次,它挑战了既有的诊断观念;最后,可能
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它谈的都是一些可怕、讨厌的事,一些没有人真正
想听的事。我尝试在传达自己想法的时候,使用的是一种能与大众产生
联系的表达方式,希望一方面能忠实地恪守专业上的冷静、理性的传
统,另一方面又能不失真地反映出被侵犯者和被伤害者的激情控诉。我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也在试着找出一种表达方式,既抵挡得住双重思想的控制,又能让大家
愿意进一步正视那群受着“难以启齿”创伤折磨的人。
[1] 又译为“分离”。——编者注第一部分 创伤性障碍
第1章 一段被遗忘的历史
要让创伤的事实得到大众的注意,需要有愿意相信并保护受害者,还能让受害者与目击者联合起来的社会背景。
心理创伤的研究有一段令人费解的历史——一种间歇性的失忆现
象,即会有一段积极探究的时期与一段漠视遗忘的时期轮流交替着。这
种现象在19世纪即不断重复,类似的一些研究在刚开始从事后不久又忽
遭弃置,总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又重新被发现。50或100年前的经
典文件,内容读起来还像现代作品一样新颖。虽然这个领域事实上有非
常丰富而深厚的传统,但总是会被周期性地遗忘,然后再周期性地捡回
来。
造成这种间歇性失忆现象的原因,并非由于研究主题的流行风潮改
变所致——虽然这是每个学术领域的普遍现象。心理创伤的研究并没有
因缺乏兴趣而式微;相反地,这个主题所激起的争议是如此强烈,让它
不时地成为众人围剿的对象。心理创伤的研究不断带领我们进入不可思
议的领域,并让我们的一些基本信念濒临崩溃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面对人的脆弱性与劣根性
研究心理创伤,无可避免地要面对人类在大自然中的脆弱性,和存
在人心中的劣根性。研究心理创伤,也意味着要忍受见证可怕事件的痛
苦。如果事件是大自然的灾难或不可抗拒的意外,目击者很容易就对受
害者产生同情心;但假如是人为的,目击者将会在受害者与加害者间陷
入矛盾的困境。而在此矛盾中绝无可能保持中立,目击者势必被迫选边
站。
通常会有强大的诱惑力让目击者选择站到加害者一边。所有加害者
要的是目击者什么事都不做,他们诉诸一般人不想看到、听到、谈到恶
事的人性弱点。相反地,受害者要的是目击者分担痛苦,受害者寄望于
目击者的是行动、承诺和不遗忘。研究纳粹集中营创伤患者的精神科医
生利奥·艾丁格(Leo Eitinger),描述了受害者和目击者间残酷的利害
冲突:“战争与受害者都是社会急于忘却的,任何痛苦与不快的事都会
被覆上遗忘的纱幕。我们看到两边的正面冲突:一边是受害者,他们可
能想忘却忘不了;另一边是所有那些(带着强烈的、通常是不自觉的动
机)极力要遗忘也成功办到的第三者。这种对比……对两边而言通常都
是非常痛苦的。而最弱势的一方……在这场无声且不平等的对话中,永
远是输家。”
加害者为了逃避对罪行应负的责任,会尽其所能促使大众忘记此事。保密和令受害者保持缄默是加害者的第一道防线,一旦事迹败露,加害者就会开始攻击受害者的可信度。如果加害者无法使受害者完全闭
嘴,那么他会想办法让受害者的话无人想听。为达此目的,他会编造出
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论点,从最露骨的否认,到最诡辩和冠冕堂皇的
理由。在每一个暴行之后,你可能都会听到意料中的相同辩解之词:根
本没有这种事,她(受害者)说谎,她太夸大了,这一切都是她自找
的;无论发生过什么事,现在该做的是忘掉过去、迎向未来。加害者的
权势愈大,定义对他有利的所谓实情的特权也愈大,而他得胜的机会当
然也愈大。
如果目击者单独面对加害者,加害者的辩解常显得无可反驳。缺少
社会大环境的支持,目击者常会屈服于改变立场的诱惑。有时就算受害
者是社会上受人爱戴或重要的人物,这种情形还是会发生。所有参战过
的军人,甚至连那些已被视为英雄的军人,都会沉痛地控诉:没有人会
想知道战争的真实景况。如果受害者是那些原本就地位低下者(如妇女
或小孩),她可能会发现,其创伤事件的悲惨程度居然已超出社会所愿
意承认的范围。她的经历遂变得难以启齿了。
研究心理创伤永远要对付的问题,就是大众对受害者的怀疑或者贬
抑。综观这个领域的历史,总是激烈地争论着:那些有创伤后症状的患
者是否有资格受到重视与医疗照顾,或根本是罪有应得;他们是否真的
被痛苦折磨,或只是诈病;他们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,如果是假的,是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纯属想象呢,还是恶意的杜撰?纵使心理创伤的现象有大量的文献记
录,争论的焦点却始终围绕在这个基本问题上:这个现象是可信的吗?
是真的吗?
不只是那些有创伤后症状的患者,就连这方面的研究者之可信度也
不断遭受质疑。临床医生如果对创伤患者的故事聆听得太多太仔细,通
常会引来同事狐疑的眼光,好像这是一种传染病。研究者如果在这个领
域探究得太深入,以致超出传统认知的范围,通常得到的待遇是学术上
的孤立。
要让创伤的事实得到大众的注意,需要有意愿相信并保护受害者、还能让受害者与目击者联合起来的社会背景。对个别的受害者而言,这
种社会背景指的是与朋友、情人和家人的关系;对社会大众而言,这种
社会背景要靠争取弱势团体发言权的政治运动来创造。
因此,对心理创伤的系统研究也需要倚靠政治运动的支持。的确,这样的研究是否有可能进行或公开讨论,本身就是个政治问题。战争创
伤的研究之所以具有正当性,是因为社会大众开始质疑为何要让年轻男
子牺牲在战场上;性与家庭生活创伤的研究之所以具有正当性,是因为
社会大众开始认识到女性与儿童地位低下的事实。要提升这个领域的研
究,就需得到力量强大的政治运动之支持,并确立研究者与受害者的同
盟关系,一起对抗社会上否认和要求噤声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要求人权的
强大政治运动,没有积极挺身而出做见证的行动,此类研究将无可避免地会被压制被遗忘所取代。压抑、解离和否认的现象不只存在于社会的
意识中,也存在于个人的意识里。
一个世纪以来共发生过三次,每次各有一种独特形式的心理创伤进
入社会的意识之中,每次对创伤的研究也都因为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声气
相通而得以兴盛于一时。第一个出现的是歇斯底里症——一种典型的女
性心理异常,对它的研究发展于19世纪末的法国,当时正处于拥护共和
政体、反对教会干政的政治运动时期。第二个是炮弹冲击症(shell
shock)或战场神经官能症(combat neurosis),对它的研究开始于第一
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和美国,于越南战争后达到全盛时期,它的政治背
景是当时正处于战争狂热的瓦解和反战运动的兴起。最后也是最近一个
引起世人关注的心理创伤研究是性与家庭的暴力,它的政治背景是发展
于西欧和北美的女性主义运动。我们现在对心理创伤的理解,就是建立
在这三个主题的综合研究上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歇斯底里症的英雄时代
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,歇斯底里症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焦点。歇
斯底里症这个名词在当时几乎是众所周知,而且无须费心定义,人人都
理解其意义。一位历史学家曾说:“2500年来,歇斯底里症一直被认为
是一种奇怪的疾病,有着矛盾和费解的症状。大部分医生都相信,它源
于子宫,是女性才会罹患的疾病。”歇斯底里症也因此得名。另一位历
史学家也解释道,歇斯底里症是“一个戏剧性的医学隐喻,是男人用来
形容会在女性身上发生的任何神秘或难以处理的症状”。
歇斯底里症研究的开山祖师是伟大的法国神经学家让–马丁·沙可
(Jean-Martin Charcot)。位于法国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(Salpêtrière)
是一间古老、占地很广的医院,长久以来一直是巴黎那些最卑微可怜的
无产阶级的收容所:乞丐、妓女和精神病患。沙可将这个被忽视的场所
改造成现代科学的圣殿,许多才华洋溢和野心勃勃的神经学家、精神科
医生,都不远千里地跑到巴黎向这位大师学习。其中几位最卓越著名的
朝圣者有:皮埃尔·让内(Pierre Janet)、威廉·詹姆斯(William
James)和弗洛伊德。
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带给大众的想象空间,就如同一趟未知世界的探
险旅程。沙可的研究不只在医学的领域中闻名,在广大的文学与政治领
域中同样影响深远。他的周二讲座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活动,参加的人“有来自全巴黎的各色人等:作家、医生、大牌演员,以及凑热闹的
上流社会交际花,全都充满病态的好奇心”。在这些讲座中,沙可使用
现场示范表演的方式阐述他在歇斯底里症研究上的发现。在现场展示的
都是他一些年轻的女性患者,她们原本生活在充满暴力、压榨和被强暴
的环境中,后来投奔到萨尔佩特里埃医院而受到庇护。这个庇护所提供
的安全感和保护,是她们之前做梦也想象不到的;对一群成为沙可出色
的明星表演者的女性而言,这个庇护所似乎也提供了她们成名的机会。
沙可所展现的极大勇气实在值得赞扬;由于他的声望,一向被排除
于正统科学研究领域之外的歇斯底里症研究因此得到认可。在沙可之
前,罹患歇斯底里症的女性一直被认为是诈病,治疗方式也只停留在催
眠术和坊间民俗疗法的层次。当沙可过世时,弗洛伊德颂扬他是一位解
放受苦受难者的守护神:“没人相信歇斯底里症患者,也没人把她们当
一回事。沙可研究工作的第一个成就,就是重建了这个议题的尊严。渐
渐地,人们也改变了以前对待歇斯底里症患者那种轻蔑嘲弄的态度。她
们不会再被认为是诈病者,因为沙可已倾其学术声望支持歇斯底里症现
象的真实性与客观性。”
沙可对歇斯底里症(他称之为“大神经性官能症”(the Great
Neurosis))的研究方法类似分类学。他强调要仔细地观察、描述和分
类。他巨细靡遗地记录歇斯底里症的症状特征,不只使用文字,也使用
绘图与摄影。沙可特别注意那些类似有神经受损情况的歇斯底里症症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状:麻痹瘫痪、感觉丧失、抽搐痉挛、失忆。在1880年,他就证实了这
些症状是心因性的,因为这些症状可以使用催眠术诱发和再现。
虽然沙可对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症状付出无微不至的关注,但他对她
们的内心世界则一点兴趣也没有。他视她们的情绪为一种需要加以分类
的症状,将她们的谈话描述为“发出的声音”。他对病患的态度,可以很
清楚地从他在一场周二讲座里所说的话中看出来。沙可利用一位已被催
眠的年轻女子来示范歇斯底里症的痉挛发作:
沙可:让我们再压一下歇斯底里症的病源点。(一位男性实习医生
碰了一下病患的卵巢部位。)就是这样,有时病患甚至会咬自己的舌
头,但这很少见。看那拱起的背部,这在教科书中描述得很详细。
病患:妈!我好害怕!
沙可:注意那情绪的爆发,如果我们让它如此持续下去,很快会回
复到癫痫症状的行为……(病患再次大喊:“喔!妈!”)
沙可:还有,注意这些喊叫。你可以说它是毫无由来的吵闹声。
沙可追随者的野心是,想以验证出歇斯底里症的成因超越沙可的成
就。竞争最激烈的要属让内和弗洛伊德。他们都想成为这个伟大发现的
第一人。在追求此一目标的过程中,他们都发现,光观察和分类歇斯底
里症患者是不够的,还需要和她们深入交谈。就在这短短的10年间,身为科学家的男人用爱心与尊重聆听女性的心声,这个举动实属空前绝
后。他们几乎天天与歇斯底里症患者会面,常常一谈就是数小时。这个
时期的个案研究,读起来几乎就像是医生与患者共同创作的作品。
这些研究终于有了成果。19世纪90年代中期,在法国的让内,和在
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及其合作者约瑟夫·布洛伊尔(Joseph Breuer),都各
自得出极为类似的结论:歇斯底里症是由心理创伤造成的。创伤事件引
发让人难以承受的情绪反应,并因此使意识状态改变,从而造成歇斯底
里症的症状。让内称这种意识状态的改变为“解离”;布洛伊尔和弗洛伊
德则称它为“双重意识”(double consciousness)。
让内与弗洛伊德都识别出由心理创伤引发之意识状态的改变,与由
催眠术引发之意识状态的改变之间的基本相似性。让内认为,解离或催
眠状态的存在,是一种心理弱点和暗示情绪的表征;相反地,布洛伊尔
和弗洛伊德则认为,歇斯底里症和与其相关的意识状态的改变,也可能
会发生在“才华最出众、意志力最坚强、品格最高尚和批判力最强的人
身上”。
让内与弗洛伊德也都识别出歇斯底里症的生理症状,其实是代表已
从记忆中被排除的强烈痛苦经历,以一种伪装过的形式表现出来。让内
描述他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是被“潜意识的固着意念”(subconscious fixed
ideas)(对创伤事件的记忆)所控制。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则对此给出
了一个不朽的总结:“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痛苦主要来自回忆。”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19世纪90年代中期,这些研究者也发现,当创伤记忆和伴随着强烈
感受被找回并述说出来时,歇斯底里症的症状有可能会减轻。这个治疗
方法后来演变成现代心理治疗的基础。让内称这种技巧为“心理分
析”(psychological analysis);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称为“发
泄”(abreaction)或“宣泄”(catharsis),弗洛伊德后来将它称为“精神
分析”(psychoanalysis)。但是一个最简明、可能也是最好的名称,则
是由布洛伊尔的一位患者发明的。布洛伊尔给她一个假名叫安娜·欧
(Anna O),她是一位天资聪颖但有严重精神困扰的年轻女子。她称她
和布洛伊尔之间的私密对话为“谈话治疗”(talking cure)。
医生与病患间的合作是一种探索追寻的过程,在过程中巨细靡遗地
重建病患的过往经历,如此或有可能解开其罹患歇斯底里症之谜。让内
在描述一位病患时提到,在治疗过程中,原本谈的是近期的创伤经历,但慢慢地将重心转移到对更早期经历的探索:“在移除了令人困惑的表
层之后,我终于看到那原本静静栖息在她心灵深处、年代久远又盘根错
节的固着意念。这个固着意念因被揭露而渐渐消失,患者的病情也因此
得到极大的改善。”布洛伊尔描述他与安娜·欧的工作时也说:“沿着记
忆的丝线往源头探索。”
弗洛伊德则沿着这条丝线走到最源头处,而这也必然引领他去探索
女性的性生活。虽然古老的临床传统认为女性的性欲与歇斯底里症症状
有关,但弗洛伊德的良师益友(沙可和布洛伊尔)则高度怀疑性欲在歇斯底里症的成因中所扮演的角色。弗洛伊德一开始并不接受这个观
念:“当我开始分析我的第二个病患时……性神经性官能症是歇斯底里
症主要部分的预期早就远离我的脑海。我刚受到沙可学派的启发,而且
我认为将歇斯底里症与性欲这件事扯在一起实在是一种侮辱——就像那
些女性患者所感受到的一样。”
这种对病患反应的同理心,是弗洛伊德早期有关歇斯底里症作品的
特色。他的病历研究记录透露,一个男人表现出如此热切的求知欲,以
致愿意克服自己的防卫心理,并愿意倾听。他所听到的故事则令人胆战
心惊,病患不断地告诉他有关性侵害、虐待和乱伦的事。弗洛伊德和他
的病患沿着记忆的丝线回溯,发现儿时的主要创伤事件被隐藏在最近
的、通常也相当普通的经历底下,而这经历正好促使歇斯底里症症状的
初发。1896年,弗洛伊德相信自己已找到歇斯底里症的源头了。在一份
名为《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》(Aetiology of Hysteria)、包含18个病例
研究的报告中,他做了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宣示:“我因为这些研究而提
出的论点是,每一个歇斯底里症案例的起因,都有一次或多次的过早性
经验发生,而发生的时间都在人生的最初几年。虽然事件的发生已相隔
数十年,却可能透过精神分析的过程使其重现于记忆中。我相信这是一
个重要的发现,是神经病理学的革命性发现。”
100年后,这篇报告与现代对童年性虐待之影响的临床描述相比仍
毫不逊色。这是一篇才华洋溢、悲天悯人、滔滔雄辩、细心推理的重要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文件。它那充满自信的篇名与欢欣的笔调暗示着,弗洛伊德视自己的这
番贡献在此领域中绝对是划时代的。
然而《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》的正式付梓,却也同时宣告此一系列
研究的结束。不到一年的时间,弗洛伊德在私下已拒绝承认歇斯底里症
病源的创伤理论。他在信件中很清楚地表明,他愈来愈受理论中假设的
激进社会性指涉所困扰。歇斯底里症在女性中甚为普遍,如果他的患者
的故事是真的,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,他将要被迫下一个结论:他所
谓的“对儿童的性变态行为”应具有共通性,它不只会发生在巴黎的无产
阶级——他开始学习歇斯底里症之处,也会发生在维也纳受人尊重的中
产阶级家庭中——他执业之处。这样的想法根本无法令人接受,它的可
信度是受到质疑的。
面对这样的困境,弗洛伊德停止对女性病患的倾听。这个转折点被
记录在有名的“多拉”(Dora)案例中。这是弗洛伊德最后一个歇斯底里
症个案研究,读起来已不再是合作地共同探索,而比较像明争暗斗。弗
洛伊德和多拉之间的互动,被形容为像是一场“情绪的搏斗”。在这个案
例中,弗洛伊德仍认可病患所经历之事件的真实性:青少年时的多拉是
父亲精心设计的性游戏中的傀儡,父亲将她提供给朋友当性玩具。然而
弗洛伊德却拒绝承认多拉的感觉是愤怒且屈辱的;相反地,他坚持要多
拉探索她性兴奋的感觉,就好像被玩弄正好是她情欲的实现与满足。多
拉最后中止接受治疗,弗洛伊德则视此为报复行为。两人关系的破裂,也标示着一个原本存在于野心勃勃的研究者与歇
斯底里症患者之间合作年代的终结。将近一个世纪以来,这些患者还是
受到轻蔑与压抑。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对叛逆的多拉存在一股特别的恨
意,一位弗洛伊德的弟子曾这么描述多拉:“她是我所见过最令人厌恶
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之一。”
由于抛弃了歇斯底里症的创伤理论,弗洛伊德创造出精神分析论。
这个在往后近一个世纪占据主流地位的心理学理论,原来是建立在否定
女性真实状况的基础上。性欲仍然是研究的中心主题,但尽管剥削的性
关系确实在发生,如此的社会真相却完全被隐藏起来。精神分析成了对
幻想与欲望内在变化的研究,与真实的经验完全脱节。20世纪的最初10
年,在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患者做不实叙述的临床证据下,弗洛伊德
下结论说,他的歇斯底里症病患所说的童年遭受性虐待的事都是假
的:“我最后不得不承认,那些性诱惑的场景从未发生过,都只是我的
患者编造出来的幻想。”
弗洛伊德态度的转变,也预示了歇斯底里症英雄时代的完结。在世
纪交替后不久,这个由沙可开山立派,再由追随者发扬光大的研究领域
已被弃如敝履。催眠术和意识状态的改变又再次被贬谪到神秘的暗处,心理创伤的研究因此被束之高阁。一段时间之后,就连歇斯底里症这种
疾病据说也已几近绝迹。
这种戏剧性的转变绝非个人之力所能造成。为了了解何以歇斯底里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症的研究会如此彻底瓦解、何以如此伟大的发现竟被快速地遗忘,我们
有必要探究一下最早让此研究兴起的当时学术与政治氛围。
19世纪法国最主要的政治冲突,就是拥护既有的宗教结合君主专政
的人士,与拥护政教分离、主张建立共和体制政府的人士之间的斗争。
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,这种冲突造成7次政府垮台。随着1870年第
三共和的建立,新而脆弱的民主政体的创始者,发动了一个富攻击性的
运动以巩固他们的权力基础,并打击和削弱他们主要对手的力量——天
主教会。
这个时期的共和政府领导人,都是一批白手起家的男人,属于正在
兴起的中产阶级。他们视自己为捍卫启蒙运动传统的代表,正与一大股
反动势力进行殊死战斗:贵族政治和神权政治。他们的主要政治斗争是
争夺教育的主导权,意识形态的斗争则为男人的忠诚与对女人的所有
权。就如第三共和的创始者之一朱尔斯·费里(Jules Ferry)所说:“女
人,如果不让她们属于科学,她们将属于教会。”
沙可的父亲是一位有钱又有名望的商人,他自己则是这个新中产阶
级精英中的精英,他的客厅是第三共和政府的一些达官贵人聚会的场
所。他和官场上的一些同侪都极力宣扬去宗教化的科学观念。他在19世
纪70年代将萨尔佩特里埃医院予以更新并现代化,就是以具体行动证明
去宗教化的教学方式和医院管理的优越性。而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,也是用来证明去宗教化的观念体系比宗教性体系正确有用得多。他的周二讲座也是一个政治性演出,他的任务就是宣告罹患歇斯底里症的女人
是属于科学的。
沙可对歇斯底里症的阐述,也替与此症相关的一些现象提供科学性
的解释,诸如魔鬼附身、巫术、驱邪、灵魂出窍等。他最可贵的研究计
划之一,是将从古至今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的歇斯底里症作了一个回顾性
诊断。他和弟子保罗·里彻(Paul Richer)出版了一本中世纪艺术作品选
集,借以阐明其理论:在艺术作品中描写的一些宗教性经验,也许可以
解释为歇斯底里症的征兆。沙可及其追随者也加入有关当代神秘现象的
激烈辩论,如圣痕纹身者、幽灵、信仰疗法等。沙可还特别关注传闻中
在卢尔德(Lourdes)新建的朝圣之地发生的奇迹式疗法。让内则专注
于基督教科学的美国现象。沙可的弟子德西雷·布尔纳维尔(Desiré
Bourneville)企图使用新制定的诊断准则,证明一位当时非常有名的圣
痕纹身者(名为路易丝(Louise Lateau)的虔诚年轻女子)其实是歇斯
底里症患者。所有这些现象,都宣称应属于医学病理学的范畴。
因此在19世纪末,有了这个庞大且具政治性的理由才激起研究歇斯
底里症的热切兴趣,也给了沙可及其追随者探究的动力。寻求歇斯底里
症之谜的解答,就是要用来展示去宗教化的启蒙运动对迷信反动力量的
胜利,同时也显示出去宗教化世界观的道德优越性。这些男性科学家对
歇斯底里症患者的仁慈呵护,与异端宗教法庭的暴虐呈现出强烈的对
比。另一位沙可的弟子查尔斯·里谢特(Charles Richet)在1880年即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察到:“许多被关在萨尔佩特里埃医院的患者之前曾受过火刑,她们的
疾病被当成一种罪行。”詹姆斯在10年后也发出共鸣:“在所有那些因当
权者对医学的无知而受害的人中,可怜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是迄今遭遇最
凄惨的;而她们要能逐步地复健并得到解救,就得倚靠我们这一代的仁
慈关注了。”
虽然这些男性科学家自认为是仁慈的解救者,提高了原本备受贬抑
的女性之地位,却从来也没想过男女的社会地位原应是平等的。女性只
是研究和表现人道关怀的对象,而不是她们所应享权利的主体。致力于
歇斯底里症启蒙观点的这群人,通常也是强烈反对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
和进入专业领域,也坚决反对女性有投票权的同一批人。
在第三共和的初期,女性主义运动尚未盛行。直到19世纪70年代晚
期,倡导女性主义的一些团体甚至还不准举行公开集会或出版发行其作
品。1878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女权代表大会中,那些倡议给予女
性投票权的人士遭到禁止发言,因为此举被认为太具革命性。女权倡议
者认识到她们的命运得依赖那仍显脆弱的新民主体制的存在,因此愿意
委曲求全,以便保持与共和政府的和谐同盟关系。
而一个世代之后,那些共和创始者的政权已经巩固,非宗教性的共
和政府在法国已渡过难关并繁荣发展。19世纪末,反对宗教干政的斗争
得到实质上的胜利;与此同时,对那些已被启发的男性而言,想装腔作
势支持女性变得更为棘手,因为女性本身如今已勇于站出来为自己发言。在民主政治较成熟的英国与美国,女性主义运动好战分子开始将理
念传扬至欧洲大陆,而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对争取女性权益的立场也益发
坚定,有些甚至尖锐地批判那些共和创始者和挑战那些男性科学家怜悯
施恩的态度。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在1888年即嘲弄沙可是“利用研究一种
疾病当借口,来进行女性的活体解剖”,并对女性进入医学专业领域充
满敌意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喝彩渐歇,英雄退却
进入20世纪后,当初促使歇斯底里症英雄时代诞生的政治推动力已
经消散,也不再有任何充足的理由让那些男性科学家再维持初衷,继续
这一系列的研究。歇斯底里症的研究诱使他们进入梦幻、情绪和性的神
秘世界,让他们得以倾听女性的心声,比他们预期要听到的多得多;他
们也得以了解更多女性的生活,比他们原本想知道的多得多。当然他们
从未企图要研究女性生活中有关性的创伤,之所以会走上这条路,是因
为研究歇斯底里症是这场意识形态“圣战”的一部分,在这个领域的发现
会得到众多的喝彩,另外这些科学研究者会因为他们的人道精神和勇气
而赢得尊敬。一旦这些政治动机逐渐消失后,这些研究者发现,他们陷
入自己研究成果的泥淖中,并由于太过涉入女性病患的生活而受到牵
累。
这个后坐力甚至在1893年沙可过世前就已出现。他发现有愈来愈多
的情况,他需要为他那使巴黎社会着迷的歇斯底里症公开讲座的可信度
做辩护。到处谣传着,那根本是一群暗示情绪较强的女人的舞台表演,她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循其老板通过催眠术所下的指令演出。在沙可
临终前,显然很后悔当初开展这个研究领域。
正当沙可从催眠和歇斯底里症的世界中撤退时,布洛伊尔也从女性
情感依附的世界中退却了。第一个“谈话治疗”结束于布洛伊尔狼狈地逃离安娜·欧。他之所以结束这段关系,可能是因为他的妻子非常厌恶他
与一位充满魅力的年轻女子关系如此密切。他毫无预警地终止这个历时
超过两年、几乎是天天会面的治疗过程。这样突然的撒手而去不仅危害
了患者,造成安娜·欧入院治疗,显然也深深伤害到布洛伊尔。他惊骇
地发现,他的患者是如此强烈地依附着他。与安娜·欧的最后一次会
面,他是带着“一身冷汗”离开的。
虽然布洛伊尔稍后与弗洛伊德一起合作出版了这个极不寻常的案
例,但他始终是一个不情愿又充满疑虑的研究者。而令布洛伊尔最感困
扰的,就是不断地发现性经验是歇斯底里症症状的根源。就像弗洛伊德
向他的密友威廉·弗莱斯(Wilhelm Fliess)抱怨的:“不久前布洛伊尔对
医生协会做了一个关于我的重要演说,听起来他已改变原先的立场,并
相信性欲病原学的理论。但当我私底下感谢他如此做时,他居然浇了我
一大盆冷水:‘我并没有改变,我还是不相信它。’”
弗洛伊德的研究将这一切远远地带往女性生活中从未被探触过的境
地。童年遭受性侵害是歇斯底里症根源的这个发现,超越了当时社会所
能容忍的限度,因此使他在专业领域中遭到全然的排拒。弗洛伊德原本
期待《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》一书的出版可为他带来荣耀与赞美,不料
前辈与同侪却表现得无动于衷、提都不想提。就如他不久后写给弗莱斯
的信中说的:“你能想象得到我有多孤立,就有多孤立。到处传说我已
遭放弃,空虚孤寂笼罩在我的四周。”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弗洛伊德随后从心理创伤的研究中退却,至今已被视为一件莫大的
耻辱,他的改变论调也被诋毁为个人怯懦的表现。但做这样的人身攻
击,似乎是不了解弗洛伊德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,在当时,任何知识的
跃进都会被视为是一个孤独男天才类似普罗米修斯(Promethean)般翻
天覆地的叛逆行为。无论他的论点多么强而有力,或他的观察多么确实
有效,在一个缺乏支持歇斯底里症研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的氛围中,无
论它是否会带来任何好处,弗洛伊德的发现都是不可能被大众接受的。
那种支持背景从未在维也纳存在过,在法国也很快就消失了。弗洛伊德
的竞争对手让内,从未放弃他的歇斯底里症创伤理论,也从未离弃他的
歇斯底里症病患,却在有生之年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研究成果被众人遗
忘、他的观念被嗤之以鼻。
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症创伤理论的否定,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益发教
条化。这个曾经将此研究探索至最深处并最能得其底蕴之人,竟然在往
后的人生中彻彻底底地否认它的存在。在此过程中,他同时也否定了他
的女性患者。虽然他仍继续将焦点放在患者的性生活上,却不再认可女
性真实经验中被剥削的本质。如此顽固的坚持使其理论更加扭曲,他坚
决主张女性想象并渴望那种受虐的性关系,虽然她们嘴里抱怨着。
如果知道弗洛伊德所面对的严峻挑战,也许就能理解他何以彻底改
变立场的本质。如要继续坚持自己的理论,就表示要认可女性和儿童所
受到的性压迫有多沉重。而唯一有可能对这种立场给予知性上之肯定与支持的,就只有当时正在萌芽中的女性主义运动,但这个运动正好严重
威胁到弗洛伊德所珍视的父权价值观。要让如弗洛伊德这种政治信仰和
专业野心的人与女性主义运动同流是绝无可能的。既然势不可挡,他选
择立刻与心理创伤研究和女性划清界限,转而发展出一套人类发展理
论,而女人的低下与虚假正是其学说的基本观点。在当时反女性主义的
政治气候下,这个理论遂得以成功并枝繁叶茂。
在这群早期的研究者中,唯一一位将歇斯底里症的探索带至合理结
论的则是布洛伊尔的病患安娜·欧。在布洛伊尔离弃她之后,她显然仍
病了好几年,但最后她康复了。这位曾发明“谈话治疗”的沉默的歇斯底
里症患者,终于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找到自己的声音与健全的心智。她使
用笔名保罗·伯特霍尔德(Paul Berthold)将玛丽·沃斯通克拉夫特
(Mary Wollstonecraft)的经典论文《女权辩护》(A Vindication of the
Rights of Women)译成德文,并创作了一出舞台剧《女权》(Women’s
Rights)。她使用本名伯莎·帕彭海姆(Bertha Pappenheim)成为一位杰
出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者、知识分子和组织创立者。在漫长而成果丰硕
的生涯中,她管理一所专收女孩的孤儿院,创立一个犹太妇女的女性主
义组织,并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全欧洲和中东地区以推动对抗对妇女和儿
童的性剥削。她的奉献牺牲、无穷精力和力行承诺是充满传奇性的。一
位同事如此描述她:“这个女人体内有一座活火山……她为受虐妇女与
儿童而奋战,就如有切肤之痛一般。”当她过世时,哲学家马丁·布伯
(Martin Buber)如此赞颂她:“我不只钦佩她,更将在我有生之年永远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敬爱她。有些人拥有高尚灵魂,有些人拥有无限热情,但这两种人都比
我们想象中的少,更少的是同时拥有高尚灵魂和无限热情,而其中最少
的是一个有无限热情的高尚灵魂。帕彭海姆正是拥有这种高尚灵魂的女
性。她的事迹将永远传颂,见证其不朽的存在。”在遗嘱中,她希望那
些来到她坟前的人,能放上一颗小石头,“如同给了一个无声的承
诺……为善尽女性责任与追求女性幸福的使命尽一份心力……无畏地勇
往直前。”战争创伤神经性官能症
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前所未有的大灾难,心理创伤存在的事实
再一次逼使大众不得不面对。在这个长期消耗性的战争中,四年内死了
超过800万的男丁。当此大杀戮结束后,欧洲有四个帝国灭亡,许多西
方文明赖以维系的重要信念也为之动摇。
其中一项遭受战争蹂躏而幻灭的假象是:参战是男人的至高荣誉。
连续暴露在战场壕沟之中,处于极端恐惧的状态之下,使得面临精神崩
溃的军人数目大增。受困的绝望、不停地遭受死亡的威胁、还要被迫目
睹战友的残废与死亡而无任何得救的指望,这一切使得许多军人开始表
现得像个罹患歇斯底里症的女人。他们失控地狂叫和哭泣,他们僵住而
无法移动,他们变得沉默而无反应,他们失去记忆和感觉的能力。产生
这类精神症状的军人数目是如此庞大,以致需要紧急征用许多医院以容
纳他们。根据一项估算,精神崩溃患者约占英国战役伤亡人数的40%。
军方则企图封锁有关这些精神患者的报告,因为担心这会严重打击大众
的士气。
刚开始,那些精神崩溃症状被视为有生理性成因。英国心理学家查
尔斯·迈尔斯(Charles Myers)检验了最早的几个案例,将那些患者的症
状归因为炮弹爆炸的震荡效果引起的,并称此种神经性障碍为“炮弹冲
击症”。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,虽然很快就发现这些症候群也会发生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在那些未曾暴露于任何生理性创伤环境中的军人。渐渐地,军中的精神
科医生不得不承认,“炮弹冲击症”的症状是心理创伤引起的。长期置身
于暴力与死亡的精神压力下,已足以在男人身上引发类似歇斯底里症的
神经性症候群。
一旦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存在成为无法否认的事实,焦点就从医学
争议转到患者的德行情操上,就像当年对歇斯底里症的争论一样。从传
统主义者的观点而论,一个正常的军人应该为能投身沙场而自豪,并且
不能有任何的情绪性表现,当然更不该向恐惧屈服。那些产生创伤神经
性官能症(traumatic neurosis)的军人,说得好听一点是天生的低等人
类,说得难听一点则是诈病者和懦夫。当时的医学文章作者称这些患者
是“道德残障者”。一些军方高层则主张这些男人根本就不配被视作病
患,应该将他们交付军法审判或不光荣除役,而不是给予治疗照顾。
传统主义观点最有名的支持者,是英国精神科医生刘易斯·耶南
(Lewis Yealland)。在其1918年所著论文《战事所致的歇斯底里性障
碍》(Hysterical Disorders of Warfare)中,他提倡一种基于羞辱、威胁
和惩罚的治疗策略。对歇斯底里性症状如缄默症、感官知觉丧失、肢体
麻痹等都使用电击治疗。患者被指为懒惰与懦弱而遭辱骂,那些表现
出“丑陋之消极负面态度”的患者则以军法审判威胁之。其中有个案例是
耶南治疗一位不说话的病患,他将病患绑在一张椅子上,然后在他喉咙
上连续不停地电击数小时之久,直到病患开口说话为止。而在电击的过程中,耶南则不断地教训那位病患:“记住,你的行为一定要像个英
雄,就如同我期望你的那样……一个身经百战的男人应该是很懂得自我
控制的。”
相反地,较进步的医学权威则主张,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是一个真实
存在的精神疾病,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在有高尚德行情操的军人身
上。他们提倡一种基于精神分析原理的人道治疗方式。里弗斯
(W.H.R.Rivers)医生就是这种较自由主义观点的拥护者,他是一位全
才的知识分子,是神经生理学、心理学和人类学教授。他最有名的病患
是一名年轻的军官西格弗里德·萨松(Siegfried Sassoon),他以骁勇善
战和所著的战争诗歌而闻名;但后来以军人身份公开支持和平参加反战
运动并谴责战争,则让他变得声名狼藉。他在1917年写的《军人宣言》
(Soldier’s Declaration),内容读起来就像现代的反战宣言一般:
我做这个声明的目的,就是故意来藐视和挑战军事当局的,因为我
相信这场战争是被一群其实有能力结束它的人刻意延长的。
我是一个军人,我坚信我的行为以军人的利益为依归。我当初投入
的,是一个为了自卫与自由解放的战争,但我认为,这场战争如今已变
质为侵略与征服……我眼见并忍受军旅的痛苦,而我再也不愿意参与延
长这个痛苦,因为我相信其结果是罪恶且不义的。
由于担心萨松会因此遭受军法审判,一位也是诗人的军官同僚罗伯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特·格雷夫斯(Robert Graves)安排他住院接受里弗斯的治疗。他的反战
声明因此有可能被归因于心理异常。虽然萨松并没有真的精神崩溃,但
的确有格雷夫斯形容的“精神状态不佳”。他会慌张不安、暴躁易怒、受
噩梦所折磨。他冲动的冒险行为和鲁莽地置身于危险之中,为他赢
得“疯子杰克”的诨名。以现今的标准看,这些症状毫无疑问地符合创伤
后应激障碍的诊断。
里弗斯企图用治疗萨松的这个案例,说明使用人道文明的治疗方法
比那些惩罚性的传统方法高明得多。所有军事医学的治疗目标就是要让
伤员能重返战场,里弗斯并不质疑这个目标,他只是为一种谈话治疗的
形式之功效辩护。他不用羞辱的方式,而以有尊严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萨
松;他也不用压制言论的方式,反而鼓励萨松自由地写下和说出战争的
恐怖。萨松的回应是充满感激的:“他让我立刻有了安全感,他似乎了
解我的一切……我愿用尽我收藏的留声唱片去换取一点我和里弗斯的谈
话录音。这段记忆是我的重要资产,一位如此伟大良善的人,给了我如
此多的友谊与引导。”
里弗斯对这位著名病患的心理治疗被认为是成功的。萨松公开推翻
他的和平反战宣言并再度投入战场。纵使政治信仰并没有改变,但是他
依然这么做,因为他对那些仍在战场上的战友的忠诚感,因为他没有和
他们患难与共的愧疚感,也因为孤掌难鸣无力回天的绝望感。里弗斯经
由对人道治疗的探究建立的两项原则,其后被美国军方精神科医生在下一次大战中奉为圭臬。首先,一个素来勇敢非凡的人,有可能在无法抗
拒的恐惧中屈服;其次,要克服这种恐惧最有效的动力不是爱国心,不
是抽象理论,也不是对敌人的怨恨,而是一种更强烈的东西:战友间死
生一命的患难之情。
萨松从战争中存活了下来,但就像许多罹患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创
伤患者一般,注定会在余生中不断再现战争的痛苦。他献身于写作和不
断改写自己的战争传记,以保存对阵亡者的怀念,并推动和平主义的理
想。虽然已从“精神状态不佳”中完全复原,并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,但
他脑中仍不断萦绕着对那些没有他这么幸运的人之怀念:
炮弹震撼着。有多少这样短暂的炮击,却留给创伤患者心中永难磨
灭的余震;有多少次,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尚在言笑中的同伴瞬间被死神
带走。最可怕的时刻并不是发生的当时,而是现在;现在,在噩梦中狂
乱窒息时、在四肢麻痹瘫痪时、在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时。而最糟的是,他们原本拥有的雄伟英勇、无私无我、无怨无悔的高贵特质也全都瓦解
了——对那些高尚杰出的人而言,这就是炮弹震荡出的难以启齿的悲
怆……这些军人以捍卫文明之名成了殉道者,但他们的殉道不是一场丑
陋的骗局,还有待文明进一步证明。
战争结束后没几年,医学研究对心理创伤这个主题的兴趣再一次消
散。虽然仍有为数众多的慢性精神病患拥塞在退伍军人医院的一角,但
他们的存在已成为社会亟于忘却的尴尬事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一位年轻的美国精神科医生艾布拉姆·卡迪纳(Abram Kardiner),于1922年由维也纳回到纽约,在一年的朝圣之旅中他曾受教于弗洛伊
德。一个探寻伟大发现的梦想深深地启发了他,“有什么比做一个发现
心灵新大陆的哥伦布更令人兴奋的事呢?”卡迪纳成立一家精神分析的
私人诊所,当时约有10名精神分析学家在纽约执业。他同时也到退伍军
人署(Veterans’Bureau)所属的精神病院工作,在那里他看到许多战场
神经性官能症患者。他为这些患者痛苦的严重程度和自己无法治愈他们
而深感困扰。卡迪纳印象特别深刻的,是一位他治疗了一年却无太大起
色的患者。后来当这位患者向他表达感谢之意时,他奇怪地说道:“但
我并没有真的帮到你什么,我根本就没有把你的症状医好。”这位患者
却回答:“不过你真的试了。我待在这里都不知道有多少年了,他们从
来连试也不试,而且根本就不在乎我。但你不一样,你在乎。”
卡迪纳后来承认有关他自己童年早期的“无止尽的梦魇”(贫穷、饥
饿、被忽略、家庭暴力和母亲的早逝)深深影响他做学问的方向,也给
了他对受创伤军人感同身受的能力。卡迪纳花了很长的时间,努力想在
精神分析学说的架构下发展出一套有关战争创伤的理论,但最后都以失
败而放弃。他并因此转向一个不同的职业生涯(就像前辈里弗斯)成为
人类学者。他并于1939年与另一位人类学者科拉·杜·博伊斯(Cora du
Bois)合著一本基础人类学教科书《个人及其社会》(The Individual
and His Society)。直到写完这本书,卡迪纳才有时间再回到战争创伤这个主题来做研
究。这次他多了人类学的观念架构,可以帮助他了解社会现实的冲击,进而使他有能力真正理解心理创伤。1941年卡迪纳出版一本包罗广泛的
临床与理论研究报告《战争所致的创伤性神经症》(The Traumatic
Neuroses of War),他也在书中批评了不断阻碍此领域研究发展的社会
间歇性失忆症:
过去25年来,因战争而导致神经官能障碍的这个主题,一直沉浮于
大众兴趣与精神医学流行的反复无常中。公众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
非常关注这个主题,但并没有持续太久,精神医学界亦然。此后这些现
象即未再有延续性的研究……只是偶尔提起讨论一下,但从未认真对待
过。部分原因是战后退伍军人的地位逐渐低落……虽然并非所有精神医
学界皆如此,但一个可悲的事实是,每个这方面的研究者都认为他有个
从头做起的神圣任务,就好像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有关这方面的任何研
究一般。
卡迪纳继续将创伤症候群的整体临床现象勾勒出来,这也正是我们
今日所理解的创伤症候群。他的理论内容非常近似让内在19世纪末对歇
斯底里症的论述。卡迪纳认为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是歇斯底里症的一种形
式,但他也察觉到这个用语太过轻蔑,以致再一次严重地将患者污名
化:“当使用‘歇斯底里症’这个名称时,它的社会意义变成将患者视为一
个掠夺者,企图掠夺什么却没有明确的目的。因此使得这样一位神经性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官能症的受害者在法庭上得不到同情,而且……也得不到医生的同情,这些医生通常将……‘歇斯底里症’当作个人一些难以改变的品性,如邪
恶缺德、乖僻刚愎、意志薄弱。”难以磨灭的长期烙印
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,又重新燃起医学界对战场神经性官能
症的兴趣。为了找出一个快速而有效的治疗方法,军方的精神科医生遂
试图将加诸战斗压力症状的污名去除。有史以来第一次,他们愿意承
认:任何人都有可能在炮火下精神崩溃;精神科伤员有可能依暴露在战
斗中的严重程度,而预测出一个相称的比例。当时的确付出很大的努
力,想验证出到底暴露于战斗中到何种程度会导致精神崩溃。在大战结
束一年后,两位美国的精神科医生阿佩尔(J.W.Appel)和毕比
(G.W.Beebe)的研究结论是,处于战斗状态下200至240天即足以使人
崩溃,连最坚强的战士也不例外:“绝没有‘慢慢习惯于战斗状态’这回
事……每一个战斗时刻都将加诸沉重的压力在军人身上,而崩溃与否也
与他们暴露在战斗状态下的强度与时间直接相关。因此在战场中有精神
科伤员,就和会有枪伤和榴弹炸伤的伤员一样无可避免。”
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将精力集中在找出有哪些因素可能避免突然的崩
溃,和帮助患者尽速复原。他们所发现的就是当初里弗斯在治疗萨松时
验证过的道理:战友间相互扶持、生死与共的情感力量。1947年卡迪纳
重新修订他与赫伯特·史皮格(Herbert Spiegel)合著的一本经典教科
书。史皮格是一位精神科医生,刚从前线治疗伤员回来。卡迪纳和史皮
格主张,对抗极端恐惧的最强大保护力量来自军人、他的直属战斗单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位,和与长官间相互关切的程度。精神科医生罗伊·格林克(Roy
Grinker)和约翰·史皮格(John Spiegel)也报告了类似的发现,他们认
为接连不断的危险处境,使军人对战友和长官发展出非常强烈的情感依
附。他们观察发现,要避免精神崩溃的最强大保护力量,就是在小战斗
单位中的士气与长官的领导能力。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出的治疗策略是,尽量减少受精神折磨的
军人与战友分离。原则是在尽可能靠近战场的地方给予短暂治疗,目标
是将这个军人尽快送回所属的战斗单位。在军方精神科医生寻求快速而
有效治疗方法的过程中,他们又再次发现意识状态的改变在心理创伤中
所扮演的中介角色。他们发现,以人为的方式诱发的意识状态改变,可
能用来进入创伤记忆中。卡迪纳和史皮格使用催眠术诱发意识状态的改
变,格林克和史皮格则是使用阿米妥钠(sodium amytal)制剂,一种他
们称为“麻醉精神疗法”(narcosynthesis)的技术。就如同早期对歇斯底
里症的治疗方式,对战场神经性官能症进行“谈话治疗”的重点,在于使
创伤记忆与伴随而来的恐惧、愤怒、悲痛情绪得到宣泄性重现和复原。
开发这些技术的精神科医生也了解,已解除束缚的创伤记忆本身,并不足以保持长期的治疗效果。卡迪纳和史皮格即警告说,虽然催眠术
可以促使创伤记忆重现,但单靠一个简单的宣泄经验本身是毫无用处
的。他们的解释是,催眠术无法“做完所有该完成的步骤”。格林克和史
皮格也同样观察到,如果在阿米妥钠制剂影响下,记忆的重现和解除束缚无法整合进入意识之中,治疗也不算成功。他们主张,战斗的影
响“并不像写在板子上的东西一般可任意拭去,再让板子回复到原来的
样子。战斗经历将在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长期烙印,要改变它就像要改
变生命中任何根深蒂固的经验一样艰难”。
然而,这些睿智的警语通常都遭到忽略。这个对精神科伤员的新快
速疗法当时认为非常成功,一份报告显示,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遭受
急性压力困扰的美国参战军人中,有80%的通常在一周之内可再回部队
执行某些勤务,有30%的可以重回战场。一旦这些人回部队之后,他们
往后的命运就很少有人问津,更别提他们解甲返乡之后的问题了。只要
行为功能达到最起码的水平,就认为他们已经康复了。随着大战的结
束,熟悉的失忆历程再度出现。公众和医学界对那些退伍军人的心理状
态不再感兴趣,战争创伤带来的长远影响再一次被遗忘。
直到越南战争之后,才开始对战斗引起的长期心理影响进行有系统
且大规模的研究。当时这股研究的动力并非来自军方或医学界,而是来
自一群心怀不满的退伍军人有组织的努力。
1970年,也是越战战况最激烈的时候,两位精神科医生罗特·利夫
顿(Robert Jay Lifton)和钱姆·谢顿(Chaim Shatan)遇到一个新组
织“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”(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)的代
表。退伍军人组织起来反对自己参与过,而且是正在进行的战争,这种
事几乎是史无前例的。这一小群军人,其中有多人曾以英勇善战而闻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名,将勋章退回给政府,并向公众见证自己的战争罪行。他们的出现给
逐渐壮大的反战运动提供道德的正当性。利夫顿写道:“他们唤起大众
开始质疑自己对军人与战争的看法,并揭发自己国家宣传这是一场正义
之战的谎言。”
这些反战的退伍军人,组成一些他们所谓的“交谈团体”(rap
groups)。在这些与战友的私密聚会中,越战退伍军人重述和再现战争
的创伤经历。他们也会邀请同情他们的精神科医生提供专业协助。谢顿
后来解释为何这些人要向传统精神医疗机构以外的地方寻求帮助:“就
如他们自己描述的,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受到‘伤害’。他们不愿向政府的
退伍军人机构求助……他们要待在自己的地盘,他们要做自己的主人,而不只是一个听任摆布的病患。”
交谈团体有双重目的:其一,给予受到心理创伤折磨的退伍军人心
灵上的抚慰;其二,唤起对战争效应的注意。在这些团体中出现的证
词,吸引了大众对战争所引起的长期心理创伤的注意。这些退伍军人拒
绝被遗忘,更拒绝被污名化。他们强烈要求大众公正且有尊严地看待他
们的苦难。就像一位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迈克尔·诺曼(Michael
Norman)所表达的:
家人与朋友都很奇怪我们为何如此愤怒。他们会问,你们到底在鬼
叫些什么?你们为什么如此暴躁易怒又愤愤不平?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
都参加过战争,尽了他们的义务,返乡后也都安然度日。是什么让我们这一代如此不同?但事实证明,我们和他们一点也没有不同。那些参加
过“仁义”战争的前辈军人,一旦掀开掩盖住他们的神话与情操的帘
幕,他们其实都只是将不安与疏离闷在心中……所以我们愤怒,我们的
愤怒是古老而代代相传的。我们的愤怒,就是所有那些被以道德之名送
去做杀戮工作之文明人的愤怒。
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,已有数百个非正式的交谈团体组织起来。70
年代末,一些退伍军人组织所施加的政治压力,终于催生出在政府退伍
军人管理部门中实施法定的心理创伤工作计划,称为军队延伸服务计划
(Operation Outreach)。超过一百个服务中心建立起来,且聘用退伍军
人任职其中,使用自助和同侪咨询模式的治疗方法。退伍军人如此大规
模地组织起来,也提供了系统性精神医学研究的动力。越南战争之后数
年间,政府退伍军人管理部(Veterans’Administration)委托广泛的研
究,追踪退伍军人的战时经历对返乡后生活的影响。有五大册对越战后
遗症的研究,详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,也论证了暴露在战斗状态中与此
症候群的直接关系,甚至超越我们可以合理想象的范围。
因反战运动的道德正当性和全国笼罩在不名誉的战败气氛中,使得
承认心理创伤是长期而无可避免的战争后遗症变得可能。到1980年,有
史以来第一次,属于心理创伤的独特症候群终成为一个“真实存在”的诊
断项目。美国精神医学会(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)在那年将
一个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(post-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)的新类别,包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含在其发行的正式精神疾病诊断手册中。此精神疾病的临床特色,与40
年前卡迪纳所描述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是一致的。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周
期性地遗忘和重新发现的心理创伤症候群,终于在诊断手册中得到正式
的承认。两性战争中的战场神经性官能症
19世纪末有关歇斯底里症的研究,由于性心理创伤的争议而告失
败。在当时妇女的性生活与家庭生活中,暴力是司空见惯的事,而那些
研究并未认真看待此事。弗洛伊德模糊地意识到这个事实,却惊恐地逃
开了。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,相关研究都花在参战的退伍军人身
上,由此带动有关心理创伤症的知识之建构与发展。但直到20世纪70年
代妇女解放运动兴起,大众才真正了解到,最普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
者并不是上战场的男人,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女人。
女性生活的真实面貌被隐藏在个人的、隐私的生活领域中。由于对
隐私权的高度重视,在察觉真相方面形成强大的障碍,使得女性生活的
真实面貌几不可见。谈论性或家庭生活的经历将招来别人的羞辱、嘲笑
和不信任。女人因害怕和羞耻而保持沉默,而这样的沉默正好给了各式
各样的性与家庭暴力最佳的保护伞。
在专制的家庭生活中,女性毫无地位可言。很难让人承认并接受的
是,在公共领域中实行的,是如此发展成熟的民主制度;而同时存在于
家庭中的,竟然是原始的专制制度或进一步的独裁统治。因此,在复兴
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份宣言中,贝蒂·弗里丹(Betty Friedan)称女
性议题是“没有名字的问题”(problem without a name),也就一点不令
人意外了。同样不意外的是,女性主义运动第一个推动的观念,就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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唤起意识活动以团体的方式进行,具有许多与退伍军人交谈团体和
心理治疗共同的特性:相同的亲密气氛、相同的保密协议和相同的讲述
实情的要求。对这些女性而言,唯有一个受尊重空间的形成,才有可能
克服否认、保密和羞耻等让她们无法面对所受伤害的障碍。在有安全环
境的咨询室中,妇女已敢于说出被强暴的事,但那些博学的男性科学家
并不相信;而在有安全环境的唤起意识团体中,妇女说出被强暴的事,其他的妇女会相信。有一首那个年代的诗,捕捉到妇女因敢于说出她们
的故事并被聆听,所感受到的无比愉悦:
今天
在我渺小的身躯中
我静坐着并且得知——
我的女人身躯
就像你们的一样
是任何街道上的目标
将我掳走
才12岁的稚龄……我看到有个女人
我敢去看一个女人
我们敢于发出我们的声音
虽然唤起意识的方式类似心理治疗的方法,但目的是促使社会的改
变而非个人。以女性主义的角度理解性侵害,能赋予受害者打破隐私的
藩篱、进而互相支持并采取集体行动的力量。唤起意识也是一个实证的
研究方式。一位唤起意识团体的发起人凯茜·色拉乔德(Kathie
Sarachild)形容它是对当今学术界正统的一个挑战:“强调我们女人本
身的感受与经验,用我们自己的经验验证所有我们所做的推论与见解,这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。我们实际上是在再现17世纪科学对传统学究的
挑战:‘研究自然,而非书本’,并将所有的理论用实际生活的行动与实
践加以验证。”
从唤起意识的活动开始,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增加大众的认知程
度。第一个有关强暴的公共论坛于1971年由纽约激进派女性主义者
(New York Radical Feminists)组织起来。第一个加害女性犯罪国际特
别法庭(International Tribunal on Crimes against Women)于1976年在布
鲁塞尔召开。在美国有关强暴法令的革新则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全国
妇女组织(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)发起。10年之内,所有50
个州都制定了革新的法令,以鼓励那些沉默的性犯罪受害者勇敢地站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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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,对于之前严重受忽视的性侵害问题,也
因美国妇女运动的勃兴而出现大量的研究。为响应女性主义团体的压
力,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(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)于1975年
在内部设立一个强暴问题研究中心。有史以来第一次,为女人开了一扇
门,让她们成为研究者,而非只是被研究的对象。相对于一般的研究常
规,此中心拨款赞助的“首席研究员”大多为女性。持女性主义信念的研
究员非常努力地接近研究对象,她们拒绝使用科学研究标榜的客观且不
可有个人情感介入的原则,反而坦率地以与研究对象的情感联系为荣。
就像在歇斯底里症的英雄时代中一样,长期而密切的个人访谈再一次成
为知识的来源。
这些研究的成果确认了女性经历的真实性,虽然它曾在一个世纪前
被弗洛伊德指为幻想而不予理会。对妇女和儿童的性侵害,在我们的文
化中显得特别普遍。社会学家、同时也是人权斗士黛安娜·罗素(Diana
Russell)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从事一个最详尽的流行病学调查,以随机
抽样的方式挑选出超过900名的妇女,对她们进行有关家庭暴力和性剥
削经历的深度访谈。结果令人相当震惊,有14的受访者曾遭强暴,有
13的曾在童年遭受性虐待。第一次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
除了将普遍的性暴力做成正式文件记录外,女性主义运动还提供一
种理解性侵害冲击的新诠释。强暴的问题第一次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,妇女认为有必要加以强调:强暴是可恶的暴行!女性主义者重新定义强
暴是一种暴力犯罪,而非只是性活动。这个简明的阐述进一步驳斥了传
统的看法:强暴满足了女性深层的欲望;在当时,这种看法充斥于各种
形式的文字中,从通俗****到学术教科书。
女性主义者重新定义强暴,将之视为政治性的控制工具,透过威吓
迫使女性处于附属的地位。苏珊·布朗米勒(Susan Brownmiller)一篇有
关强暴的划时代论文,确立了强暴为值得公众讨论的重要主题,并引起
大众关注强暴这个男性用以保持权力的工具:“男人发现他们的生殖器
可以当作制造恐惧的武器,这个发现绝对可以列入史前时代最重要的发
现之一,其价值等同于使用火和最初的石斧。从史前时代到现在,我相
信,强暴一直有其关键性的作用。再也没有比这种精神上的恐吓胁迫更
有效的了,因此所有男人用它使所有女人处于恐惧状态中。”
妇女运动不只唤起大众对强暴的注意,也促使社会以新的态度对待
受害者。第一个强暴危机处理中心成立于1971年,10年之后,全美国已
出现数百个这样的中心。这些民间机构并不在医学或心理卫生系统的架
构之中,但它们为强暴受害者提供实用的、法律的、情感上的支持。强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暴危机处理中心的志愿者常会陪伴受害者去医院、警察局和法院,以确
保受害者得到有尊严和细心的照顾;在此之前,这种照顾显然相当缺
乏。虽然她们的介入常会招来敌意与抗拒,但她们的行动有时也启发了
一些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专业女性。
精神科护士安·伯吉斯(Ann Burgess)和社会学家琳达·霍姆斯特龙
(Lynda Holmstrom)于1972年开始从事一项强暴心理影响的研究。她
们日夜待命,以便能访谈和辅导每一位来到波士顿市立医院(Boston
City Hospital)急诊室的强暴受害者。一年之中,她们处理了92名妇女
和37名儿童的个案。她们观察到一个她们称之为“强暴创伤症候
群”(rape trauma syndrome)的心理反应模式。她们注意到被强暴的妇
女视此经历是一件严重危及生命的事件,在过程中充满将残废和死亡的
恐惧。而被强暴后,受害者抱怨会有失眠、恶心反胃、战栗反应、做噩
梦,也会有解离性的行为紊乱或麻木无觉的症状。她们认为有些受害者
的症状,很像那些之前描述过的参战退伍军人会有的。
强暴是女性主义运动中,关于个人生活领域里对妇女暴力相向的第
一个范例。当了解得更深入后,性剥削的研究进一步包含愈来愈复杂的
关系模式,在其中暴力与亲密关系纠缠不清。最初的焦点在陌生人所犯
下的街头强暴,一步一步地继续探索至熟人强暴、约会强暴和婚姻中的
强暴。研究强暴的最初焦点,是视之为对女性施暴的一种形式,再进一
步探索至家庭暴力和其他形式的胁迫。而最初针对成人被强暴的研究,也自然而然地挖掘出儿童遭性虐待的真相。
就如同强暴的议题一般,最早有关家庭暴力与儿童性虐待的讨论,也产生于女性主义运动中。对受害者的服务也在传统心理卫生系统之外
组织起来,通常都有受到女性主义运动启发的专业女性的协助。对受害
者心理影响的先驱性研究,由一些自诩为活跃并献身此运动的女性发
起。如同强暴的议题一般,家庭暴力与儿童性虐待之心理学研究也导致
心理创伤症候群的再发现。心理学家莉诺·沃克(Lenore Walker)描述
那些逃到收容所的妇女,也第一次定义了所谓的“受虐妇女症候
群”(battered woman syndrome)。我自己最初对乱伦创伤患者心理特点
的描述,基本上是在重述19世纪末对歇斯底里症的观察重点。
1980年之后,由于参战退伍军人的努力,终使“创伤后应激障碍”这
一观念被正式接受。很明显的是,在强暴、家庭暴力和乱伦创伤患者中
出现的心理症候群,基本上与战争创伤患者出现的一样。这个发现所透
露的讯息,在今日令人惊讶的程度一如百年前:男人使用不为外人所知
的暴力,维持和迫使女性处于附属地位。两性之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,强暴受害者、受虐妇女、被性虐待的儿童就是伤兵。歇斯底里症就是两
性战争中的战斗神经性官能症。
50年前,弗吉尼亚·伍尔芙(Virginia Woolf)如此写道:“公共领域
与私人领域是分不开的……公共领域中的专制暴政和屈从奴化,也就是
私人领域中的专制暴政和屈从奴化。”如今同样明显的是,公共领域中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的创伤,也就是私人领域中的创伤。女人的歇斯底里症和男人的战场神
经性官能症根本是同一回事。承认这种苦难的共通性,或许有可能跨越
那一道鸿沟:它隔开战争与政治的公共领域——男人的世界,和家庭生
活的私人领域——女人的世界。
这些理解会再一次遭弃置吗?至少目前看来,心理创伤的研究似乎
已稳固地确立为一个正当的研究领域。伴随着被压抑想法的往复而充满
创造性的能量,这个领域有了戏剧性的扩展。20年前,只有数册绝版的
文献被尘封在图书馆无人问津的角落;如今,每个月都有新书面世、新
的研究成果发表、新的讨论在媒体上进行。
但历史告诉我们,这个知识也有可能再度消失。缺少政治活动的时
代背景,就没有可能让心理创伤的研究更上一层楼。这个知识领域的命
运,依靠着超过一个世纪以来启发它和维系它的同一个政治运动的命
运。在19世纪末,此运动的目标是去宗教化和民主政体的建立;在20世
纪初,它的目标是废除战争;在20世纪末,它的目标是解放女性。所有
这些目标都继续存在着,而最终也都是互相密不可分的。第2章 恐怖经历
记忆侵扰和禁闭畏缩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反应,会形成一种摆荡于两
端的律动。这两个相反心理状态之间的矛盾冲突,也许就是创伤后症候
群的最大特征。
心理创伤的痛苦源于无力感。在受创当时,受害者笼罩在无法抵抗
的力量下而感到无助。如果是大自然的力量,我们称作天灾
(disasters);如果是人为的,我们叫它暴行(atrocities)。创伤事件摧
毁了人们得以正常生活的安全感,世间的人与事不再可以掌控,也失去
关联性与合理性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自我防御系统瓦解之后
过去人们认为这样的事件并不常见。美国精神医学会1980年出版的
诊断手册,第一次列出创伤后应激障碍,其中将创伤事件描述为“超出
人类一般正常经验之外的”。可惜这个定义显然不正确。像强暴、殴打
和其他形式的性与家庭暴力,这些普遍发生在妇女身上的事,实在很难
说是超出一般正常经验之外的。再想想百年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,战
争创伤也应被视为人类常有的经验。大概只有那些幸运儿,才会觉得这
些事是罕见的吧!
创伤事件的不寻常处,并不在于它少见,而在于它破坏了人类对日
常生活的适应能力。不同于日常的倒霉事,创伤事件通常会威胁到生命
或身体,甚或直接面临暴力和死亡。它将人类逼到无助与惊恐的墙角,并激起人类大祸临头的反应。根据《精神病学通论》(Comprehensive
Textbook of Psychiatry)一书所述,所有心理创伤的共通处,是一种“极
度恐惧、无助、失去掌控力和面临毁灭威胁”的感觉。
创伤事件的严重度无法靠任何单一层面衡量;将创伤予以简单量
化,最终只是把恐惧程度做无意义的比较罢了。然而有一些特定的经验
确实会增加受伤害的可能性,包括受惊吓、被困或精疲力竭。此外,当
创伤事件包含对身体的暴力或损伤、置身于极端暴力的现场或目睹可怕
的死亡场面时,也会增加受伤害的可能性。在以上的情况里,最主要的特点是此创伤事件具有激起无助感与恐怖感的力道。
一般人面对危险时,都有一个复杂而统合的反应系统,包括身体和
心智两方面。一开始,威胁感会激发交感神经系统,造成肾上腺素
(adrenalin)激增并处于警戒状态。威胁感也会使人集中注意力于眼前
的情势。再者,威胁感亦可能改变正常的知觉能力:身处险境的人通常
会忽略饥饿、疲累或疼痛的感觉。最后,威胁感会引发强烈的恐惧与愤
怒。其实以上这些变化,都属于正常而有适应力的反应。这些反应将受
威胁的个体全身动员、武装起来,以备应战或脱逃。
一旦以上这些行动都徒劳无功时,就会产生受创反应。当抵抗与脱
逃都已无望,人类的自我防御系统将被击垮而变得混乱无序。每一个危
机反应的功能都将失效,并倾向于长期维持在改变后且过度反应的状
态,就算实际危机早已解除仍无法恢复常态。创伤事件对生理激发反
应、情绪、认知和记忆都造成严重而长期的改变。更有甚者,创伤事件
可能会阻断这些原本统合的功能,使之失去协调联系的作用。受创者可
能感受到强烈的情绪,却对事件没有清楚的记忆;或可能记得事件的每
一个细节,却无任何情绪反应;也可能察觉到自己一直处在警醒和暴躁
不安的状态,却不知何以如此。受创症状通常有种倾向,就是断绝与创
伤源头之间的联结,而另外走出自己的一条路。
创伤撕裂了精密复杂、原本应统合运作的自我保护系统。这个功能
的分裂现象,正是历来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所观察到的重点。一个世纪前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让内就准确地指出,歇斯底里症最主要的病理学特征即是“解离”:由于
发生对个人有重大冲击的事件,歇斯底里症患者丧失了将这些记忆统合
在一起的能力。他仔细地使用包括催眠术在内的研究技巧,说明受创记
忆被保存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,并处于一般意识之外。他认为由于对创
伤事件的强烈情绪反应,导致记忆、知识和情绪之间的正常联结遭到阻
隔。他将这种使心智功能失去“统合”能力的强烈情绪反应,称为“分
解”(dissolving)作用。
50年后的卡迪纳,使用类似的术语描述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主要病
理学特征:当个体遭受惊骇和无助的强大侵袭时,“所有人体器官原本
协调一致且作用明确的生理活动,一时之间全都瓦解了。知觉能力变得
失真且被恐怖感受所占据,判断辨别的能力也不再起作用……可能连感
觉器官也失效了……攻击的冲动变得盲目且和正进行中的状况无关……
交感神经系统的功能恐怕也与所有其他组织器官失去联系。”
受创者的感觉与行动,看起来就像是神经系统与当下的现实已失去
联系。诗人格雷夫斯详述了何以他虽然过着平民的生活,但仍持续着的
一些行为反应,就好像又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壕中:“我的精神
状态与神经系统仍在备战中,虽然妻子南茜和我睡在同一张床上,我仍
觉得炮弹会在半夜掉到我的床上爆炸;白天看到的陌生人,会让我误认
为是阵亡的同袍。当我有力气爬上哈莱克后方的山丘造访我最喜爱的乡
村时,我仍不由自主地将它看作战场。”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许多症状,可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:“过度警
觉”(hyperarousal)是持续不断地预期将面临危险;“记忆侵
扰”(intrusion)是受创时刻的伤痛记忆萦绕不去;“禁闭畏
缩”(constriction)则反映出屈服放弃后的麻木反应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过度警觉
有过创伤经历后,人类求生保命的自卫体系似乎整个启动,并一直
保持在高度警戒状态,就好像危险随时会再出现一般。生理上的激发也
持续不退。这种处于过度警觉的状态,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第一个最主要
的症状,它让受创的个体非常容易受到惊吓,一点小小的刺激就暴躁不
安,而且难以成眠。卡迪纳主张:“由创伤引起的神经官能症,基本上
就是一种生理性神经官能症(physioneurosis)。”从许多第一次世界大
战退伍军人身上观察到的症状:惊吓反应、过度警觉、对可能再现的危
险保持警戒、做噩梦、心因性身体不适的抱怨,他认为这些都是肇因于
交感神经系统长期处于过度激发状态。他也解释了受创者之所以出现暴
躁和突发的攻击行为,是因为他用以应付危机的“战或逃”(fight or
flight)反应,已经彻底混乱崩溃了。
同样地,格林克和史皮格也观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创军人“似
乎为交感神经系统长期处于激发状态所苦……用以应付紧急状况的心理
焦虑反应和生理预备反应……已经一起启动,而且不是需要时才激发,几乎一直持续不断……此军人最后撤离了那个充满压力的环境,经过一
段时间后,他主观上的焦虑感虽已降低,生理上的现象却仍顽强地持续
着,现在他对安全稳定的生活反倒适应不良了。”
越战之后,对于受创者的生理机制(交感神经系统)已被改造的假说,终于有足够的证据加以确认。例如,精神科医生劳伦斯·科尔布
(Lawrence Kolb)播放战场上的声音给越战退伍军人听,创伤后应激障
碍患者的心跳及血压都会上升,有些甚至因无法承受而要求停止实验;
相反地,无此症的退伍军人和没有战争经历的人,既没有情绪上的困
扰,也没有明显的生理反应。
如今大量类似的研究已显示出,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心理生理上的改
变是广泛而持久的。患者受到广泛性焦虑症状和特定恐惧的双重折磨。
一般人正常的注意力“基线”是保持在警醒但放松的状态,患者却保持在
高于常人的激发状态:他们的身体永远在为危险而警戒。意外的刺激会
使他们极度惊恐,而与创伤事件有关的特定刺激亦会造成强烈反应。那
种对一般人只是小小困扰的重复性刺激,受创者似乎也无法“忽略”,他
们会对每一个重复的相同片段做反应,就好像每个相同片段都是崭新
的、危险的、令人惊讶的。无论早晚,都保持在生理激发状态,造成许
多类型的睡眠障碍。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难以入睡,对声音特别敏感,夜里醒来的次数也较常人频繁。创伤事件似乎重新设定了人类的神经系
统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记忆侵扰
就算危险早已事过境迁,受创者还是会不断在脑海中重新经历创伤
事件,宛如发生在此时此刻。创痛如此反复侵袭,使他们很难重返原先
的生活轨道。时间仿佛冻结在受创的那一刻,并成了变调记忆中的一道
符咒,随时闯入受创者的意识中。醒着的时候,受创片段在脑海中一幕
幕闪现;睡觉时,则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。就连一件看似不怎么相关的
小事,也可能勾动这些记忆,而且逼真程度与强烈感受一如事发当时。
因此再平常、再安全的环境,对受创者而言都充满危机,因为谁也无法
确保他的伤痛记忆不会被唤起。
在伤痛记忆的反复侵扰下,受创经验阻碍了人生的正常发展。让内
形容其歇斯底里症患者受到“顽念”(idée fixe)所支配。弗洛伊德在第
一次世界大战后,努力地了解和统合他大量搜集来的有关战争神经性官
能症的证据。他说,“如果有人说受创患者被固着在受创当时……这一
点也不令人惊讶。”卡迪纳也认为“固着在受创当时”是战场神经性官能
症最基本的特征之一。他注意到受创者的噩梦,内容可以毫无改变地重
复经年,他称这样的梦是“此症最独具的特征之一,也是最费解的现象
之一。”
创伤记忆有一些不寻常的特性,他们被大脑收录的方式与成人的正
常记忆不同。正常记忆应是可以言词述说的线性故事,并融入生命进程中。让内解释其间的差异:
(正常的记忆)就像所有的心理现象一样,是一种活动;在本质上
是叙述一个故事的活动……一种情况要得到令人满意的阐述……除非我
们可以做到:不只是通过行动向外反应;也要通过对自己说的话、通过
将事件有组织地对别人和对自己的陈述,和通过将此陈述置于个人生命
史的适当章节,以向内反应……所以严格地说,一个人如果仍将发生的
事停留在固着意念,并不能说他拥有“记忆”……充其量为了方便起
见,姑且称它为“创伤记忆”。
对于创伤记忆此种凝结于受创当时、又无法言说的特质,多丽丝·
莱欣(Doris Lessing)有深入的描述。她的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
伍军人,他觉得自己很幸运,仅仅失去一条腿,其他的战友却都在帕斯
尚尔(Passchendaele)的壕沟中失去生命。“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记
忆,是随时在添加新色彩与生活互动的记忆;但他的战时记忆,却凝结
在他一成不变、重复述说的事件里,使用相同的字眼与姿势……他语无
伦次地叙述心中这块阴暗角落,有宿命的无奈,除了恐惧,无一真实。
在他痛苦而短暂的惊呼中,则充满愤怒、怀疑和背叛的情绪。”
创伤记忆难以用言词叙述,也缺乏前后脉络,而是以栩栩如生的感
受和影像方式储存起来。研究日本广岛与其他一些民间灾难和战争创伤
患者的罗伯特·利夫顿(Robert Jay Lifton),将创伤记忆描述为一种“抹
不去的影像”(indelible image)或“死亡印记”(death imprint)。通常会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有一组特别的影像让创伤经历更显清晰具体,就是利夫顿所称的“终极
恐惧”(ultimate horror)。完全聚焦在这样的感官片段和无前后因果的
影像上,更放大了创伤记忆的临场感。越战退伍军人蒂姆·奥布赖恩
(Tim O’Brien)如此描述他的创伤记忆:“我记得断臂的白骨,我记得
皮肤的碎片和一些湿湿、黄黄的东西,我想那一定是肠子。身边到处是
可怕的血迹。但在20年后仍会将我惊醒的,是我们在戴夫·詹森(Dave
Jensen)《柠檬树》(Lemon Tree)的歌声中,将尸块丢入坑中的那一
幕。”
创伤记忆以意象和身体感官为主,且难以言词描述的特性,与幼儿
的记忆很类似。事实上在某些针对儿童的研究中,提供了了解创伤记忆
一些最清晰的例证。精神科医生莉诺·特尔(Lenore Terr)在20位有早期
创伤记录的儿童身上发现,没有一位能对一岁半或两岁前发生的事做言
词上的描述。然而,那些经历深深烙印于记忆中。其中有18位儿童在行
为和游戏中透露出创伤记忆的信息。他们有与创伤事件相关的特定恐
惧,而且能够在游戏中正确无误地重演创伤事件。
例如,有一位儿童在人生的头两年,一直受到保姆的性折磨。当他
五岁时,他完全不记得那个保姆,甚至否认任何被虐的信息或记忆。但
他在游戏中所扮演的场景,竟与那个保姆所拍的色情影片一模一样。这
种普遍存在于幼儿身上的高度可视化与行动化的记忆形式,似乎也在经
历过恐怖事件的成人身上运作着。创伤记忆的这些不寻常的特性,可能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改造
所致。大量的动物实验显示,当有高浓度的肾上腺素或其他与压力紧张
有关的荷尔蒙在身上循环时,记忆的片段会深深烙印在脑海中。同样的
创伤记忆,也可能发生在人类身上。精神科医生贝塞尔·范德科尔克
(Bessel van der Kolk)推测,在交感神经系统受到高度激发的状态下,语言性的记忆受到抑制,而中枢神经系统则回复到如幼儿时期一般,使
用感官与图像的形式记忆。
就如同创伤记忆与一般记忆不同,创伤梦境与一般梦境亦不同。在
形式上,创伤梦境与清醒时的创伤记忆有许多相同的不寻常特性。它们
通常都包含一些创伤事件中真实景象的片段,很少或根本不去添油加
醋。完全相同的梦境经常重复发生,且有着宛如发生在当下的骇人临场
感。在梦境中发生的一些看似微小无关的环境刺激,可能会被当作恶意
攻击的信号,而激起暴力反击。而且噩梦可能发生在一般人不会做梦的
睡眠阶段。因此,无论醒着或睡着,创伤记忆似乎是由于神经生理组织
的状态遭到改变所致。
受创者对创伤事件的再体验,不只发生在思想和梦境中,也表现在
行动上。创伤情境的重演(reenactment)在儿童一再重复的游戏中最为
明显。特尔区分出一般的游戏和受创儿童的“禁忌游戏”(forbidden
games)之不同:“童年的日常游戏……是轻松自由、活泼快乐的;但创
伤后的游戏则是令人不舒服且刻板单调的……由创伤引发的游戏不易停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止,而且就算时日已久,内容可能也无太大改变。与一般儿童的游戏不
同,创伤后的游戏会不由自主地强迫重复着……创伤后的游戏是如此真
实地呈现原貌,以致当你看着它进行时,不需要什么其他线索,就可能
对创伤内容猜得十之八九了。”
成人也常如儿童一般,被驱策着重现创伤时刻,或许如实呈现,也
或许经过伪装。有时人们会将创伤事件的重演,以超现实的想象改变危
险处境的结局。由于企求创伤事件从不曾发生的心理作祟,受创者甚至
有可能置自己于再受伤害的险境。有些重演的情境甚至是受创者自己有
意造成的。强暴受害者索海拉·阿布杜拉利(Sohaila Abdulali)描述她何
以要让自己回到创伤的现场:
我一向很讨厌那种被打败的感觉。当事情发生时,我正值仍嫌稚嫩
的17岁,但我必须证明他们不会将我击垮。那些强暴我的男人告诉
我:“如果再让我们看到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,我们不会放过你
的。”我相信他们说的话。走在那条巷子里总让我心惊胆战,因为我害
怕会再看到他们。事实上,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会在晚上单独走过那条
巷子,之前也有人被抢过。毫无疑问,那里就是不安全。但我的脑袋里
却有个声音告诉我,如果我不敢走那里,那他们就赢了。因此,我不只
要走那里,还要走得比别人都多。
但更常见的是,受创者以伪装的方式重现某些创伤意义,在当时却
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。乱伦受害者莎伦·西蒙娜(Sharon Simone)详述她如何觉察到自己的危险行为与儿时受虐经历之间的关联性:
两个月前,我在高速公路上和男人争道比胆,并因此出了车祸。一
个男性卡车司机试图超到我前面,当时我用最粗鲁的话告诉自己,我
×××的!你休想把你的臭阴茎塞到我的前面。突然间“砰”的一声!
就这样,我也不明白为什么。
我从来没有认真面对过任何有关那件乱伦的事。只是模模糊糊地感
到有事悬在那儿,我也知道必须处理,但就是不想碰它。我就是对男人
有一肚子气,所以我让那个臭男人狠狠地撞过来,那景象真是壮观极
了。钻出车外时,我已完全失控,只是一阵狂怒地攻向那个男人。这件
事就这么搁着,大概六个星期后我才告诉心理治疗师,并受到他当面质
问(那实在太危险了)我因此和治疗师订了一个约定:我会处理我和男
人之间的问题。
并不是所有的重演都是危险的,事实上,有些反而是适应的表现。
受创创伤患者有可能会找到一种泰然自得、甚至是适于社会生存的方
式,得以让创伤的再体验融入现实的生活中。退伍军人肯·史密斯(Ken
Smith)描述他在身为平民后的生活中,如何处理某些战争经验的重
现:
我在越南待了8个月11天12小时又45分钟。这些事你也许只是记
得,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。我从战场回家后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。我找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到一个医务人员的工作,并且从中得到很大的自我满足感。这工作几乎
就像是我在越南时执行任务的延续,但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了。没有枪
伤,没有烧伤,也不会看到冒血的胸口或截肢,或是被霰弹枪打到的血
肉模糊。见到的是很多紧急治疗,很多对糖尿病患的急救,和很多的老
人病患。偶尔会有车祸发生,那可是让我最来劲的事,我会打开警笛,知道又有活儿可干了。大量的肾上腺素在我的体内流窜,让我觉得自己
就像个发电厂,再出100个任务也不怕。
重演有其吊诡之处。即使它是有意识地进行,还是会有不由自主的
感觉;即使它不会产生危险,还是会有纠缠不清的驱力在。弗洛伊德将
一再发生这种创伤经历的记忆侵扰现象称为“重复性强迫冲
动”(repetition compulsion),他起初将此概念解释为一种想掌控创伤事
件的企图。但这样的解释并没有令他自己满意,因为无法传达出他所谓
重演具有的“心魔”(daemonic)特质。由于重复性强迫冲动似乎难以用
意志控制,抗拒改变的力量也很强烈,弗洛伊德无法找到任何合适且可
在生活上印证的解释,只好被迫用“死亡本能”(death instinct)的概
念。
大多数的理论家都拒绝接受这种二元论的解释,但同意弗洛伊德最
初的说法。他们推测,创伤经历的不断重复再体验,一定是代表一种身
体自发、想要痊愈却徒劳无功的企图。让内认为受创者会有一种需求:
将创伤经历予以“同化吸收”(assimilate)和“清算了结”(liquidate)。一旦成功,会产生“获胜”的感觉。以他的说法,他曾含蓄地认可:创伤
造成的最大羞辱是使人产生无助感,而补救的方法即是重建仍然拥有能
力的信心。他相信受创者“依然身陷困局,在其中他尚无法担任一个令
人满意的角色,也无法适应良好,因此他须持续不断地努力以求适
应”。
近期的理论家也将记忆侵扰的现象(包括重演),解释为想将创伤
事件加以统合的自发性意图。精神科医生马迪·霍罗威茨(Mardi
Horowitz)假设一个“完成原理”(completion principle),此原理“概述
了人类心智处理新信息的固有能力,此能力会将用以认知内部自我与外
部世界的内在图式(inner schemata)随时更新”。依据定义,创伤毁坏
了这些“内在图式”。霍罗威茨认为未被同化吸收的创伤经历,储存在一
个特殊的“活动记忆”(active memory)中,此种记忆“本能的倾向是将
其内容不断重复地表现出来”。只有当受创者发展出一套新的图式以理
解发生了什么事,创伤才能得到解脱。
心理分析学家保罗·罗素(Paul Russel)认为,造成强迫性重复的驱
力是创伤的情绪经验,而非认知经验。被重置的正是“受创者需要去感
受的,并用以修复伤痛”。他把强迫性重复当作一种企图,想重现并掌
控创伤时产生的重大挫败感。主要的一些未得解脱的感受可能是恐怖、无助的愤怒,或单单只是面对致命危机时的“肾上腺素激增”。
创伤的再体验,也许是提供一个征服它的机会,但大部分的受创者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并不主动寻找,也不欢迎这样的机会,而只是担心害怕。创伤经历的再
体验,无论被侵扰的是记忆、梦境还是行动,伴随的情绪强度都正如创
伤事件当时一般。受创者也会持续受到恐怖与愤怒的折磨。这些情绪在
本质上与一般的害怕和生气不同,它们不但超出一般情绪经验的界限,也超出一般所能忍受的范围。
正因为创伤经历的再体验导致如此强烈的情绪折磨,受创者都会极
力避免。虽然原意是要自我保护,但这种避开侵扰症状的努力,却会进
一步恶化创伤后应激障碍;因为如果经常刻意逃避这种创伤的再体验,会导致觉察力受限和从人际互动中退缩,徒然虚耗生命。禁闭畏缩
当一个人感到彻底地无能为力,任何形式的抗拒也已经无望时,他
可能会进入屈服放弃的状态。自我防御机制整个停顿关闭,这个无助的
个体不是使用真实世界中的行动以逃离此一处境,而是借由改变她的意
识状态来达成。类似的状态也可以在动物中观察到,当它们遭受攻击时
会立刻“静止不动”,这是被捕的猎物或战斗中失败的一方会有的反应。
有一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描述她这种任人宰割状态的经验:“当你晚上
在路上开车时,你是否看过有只兔子在你发出强烈灯光的车头灯前定住
不动了?就像那样,被吓得呆住不动——你知道就要变成俎上肉
了。”另一位经受强暴罪行的创伤患者说:“我叫不出来,也无法移动,我整个瘫痪了……就像一个破布娃娃。”
这些意识的改变,是禁闭畏缩或麻木无感的核心状态,也是创伤后
应激障碍的第三个重要症状。有时逃脱不掉的危险处境可能引发的不只
是恐怖和愤怒,吊诡的是,也可能出现超然的冷静状态,此时恐怖、愤
怒和痛苦都消散不见了,事件还在不断进入意识中,但宛如已和它正常
的意义脱钩了。感知能力可能已麻木或受到扭曲,伴随着某些感官功能
的部分麻痹或丧失。时间感也可能被改变,通常会有慢动作的感觉,而
整个经验亦可能丧失一般应有的真实感。此人可能会觉得事件好像不是
发生在她身上,她好像从自己身体以外的地方观察着,或好像这整件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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觉、情绪上的疏离和全然被动与不再抗拒,即放弃所有自主与挣扎的行
为。这种意识状态的改变,可能被视为一种自求解脱的本能之一,一种
对抗难以忍受之痛苦的保护措施。一位经受强暴罪行的创伤患者如此描
述这种疏离状态:“当时我离开我的身体,我就在床边的上方,看着这
一切发生……我从无助感中游离出来。我就站在自己旁边,在床上的只
是一具躯壳……什么感觉也没有,我只是在那里。当我要重新想象那个
房间时,我的画面不是从床上看出来,而是在床边,那是我看到整件事
的地方。”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也报告过相似的经验,“就像
大部分我们部队上的战友一样,我全身麻痹,一种几乎是解离的状态。
这种情况——我们称为‘千年凝视’,那是一种迷离的眼神,圆睁而空洞
的眼睛显得不再在乎什么。我还没有陷入那种状态,但已整个麻木僵硬
了。我几乎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真的在那个战场过。”
这些意识的疏离状态类似催眠的出神状态(trance states)。它们拥
有一些共同的特质:放弃自主行动、停止主动和必要的判断功能、主观
的疏离或平静、增强的心像觉知能力、感官功能的改变(包括麻木和无
痛觉)、现实的扭曲(包括人格解体、现实解体)和时间感的改变。虽
然发生在创伤事件时的感受力增强,与催眠时的全神贯注现象很类似,但麻木无感的症状则与催眠性解离的互补现象类似。
让内认为他的歇斯底里症病患有能力进入失神恍惚状态,就是有心理病态的证据。最新的研究则证实,虽然人们进入催眠状态的难易度各
有不同,失神恍惚状态却是人类意识的正常现象。创伤事件提供了进入
失神恍惚状态的强大启动力。如同精神科医生戴维·史皮格(David
Spiegel)指出的:“如果人们在遭受突发性创伤时,身体会不自发性地
使用这种可以减轻痛苦感受的能力,那才真让人惊讶。”但人们通常是
在可掌控的情况下和出于自己的选择来进入催眠状态,而创伤的失神恍
惚状态却发生在无法掌控的情境中,且通常无选择的可能。
这些状态改变的生物学因素,包括催眠出神状态和创伤性解离,至
今仍是个谜。心理学家厄尼斯特·希尔加德(Ernest Hilgard)推论,“催
眠的作用方式可能很类似吗啡的效果”。用催眠代替鸦片麻醉剂以消除
疼痛感,长久以来已为人所知。催眠和吗啡会产生一种解离状态,在其
中痛的感觉和正常对痛的情绪反应之关系被切断了。催眠和鸦片麻醉剂
减缓了剧痛的折磨,而不去破坏感官本身。精神科医生罗杰·皮特曼
(Roger Pitman)和范德·科尔克曾以实验验证,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
参战退伍军人,其疼痛知觉产生永久性的改变,说明创伤有可能对身体
内产生的类鸦片成分(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具有和鸦片麻醉剂相同效果的
天然物质)的调节机制造成永久性的改变。
那些无法在体内产生自发性解离的受创者,可能会企图使用酒精或
镇静剂,以产生类似麻木无感的效果。格林克和史皮格观察战时的军人
行为后发现,无节制地饮酒与战斗的伤亡成正比;军人会使用酒精,似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乎是想忘却愈来愈沉重的恐怖感和无助感。很明显地,一旦养成对酒精
和其他药物的依赖,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受创者的困境。心理学家约瑟菲
娜·卡德(Josefina Card)在一个对越战退伍军人及其平民生活的研究
中,证实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,非常有可能大量使用镇静剂和街头
毒品,而在返乡后,也非常有可能因酒精和药物的滥用问题接受治疗。
在另一个对100名罹患重度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参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中,赫伯特·汉丁(Herbert Hendin)和安·哈斯(Ann Haas)提到,85%的人
在重返平民生活后发展出严重的药物和酒精滥用问题,而其中只有7%
的人在参战前有酗酒问题。他们使用镇静剂和酒精,是想控制折磨他们
的过度警觉和记忆侵扰症状——失眠、噩梦、骚动不安和爆发愤怒。然
而药物滥用最终将使痛苦加剧,并使他们与他人更加疏远。全美国越战
退伍军人复员研究(National Vietnam Veterans Readjustment Study)是
一个最大规模、最广泛的调查研究,它也提出几乎相同的发现:75%的
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,有酒精滥用或酒精成瘾的问题。
虽然意识的解离性改变,甚或喝醉、嗑药状态,在全然无助的当
时,可能是一种适应性行为,但一旦危机解除,就会变成适应不良的行
为。因为这些改变的状态将创伤经历和正常意识隔开,阻断复原所需的
统合。不幸的是,禁闭畏缩或解离的状态,就像其他的创伤后症候群的
症状,总是对患者纠缠不清、紧黏不放。利夫顿即将“精神上的麻木无
感”(psychic numbing)(他在灾难和战争创伤患者身上发现的普遍现
象)比喻为“心智的麻痹”(paralysis of the mind)。禁闭畏缩的症状也像记忆侵扰一样,最早描述的是记忆方面的问
题。让内提到创伤后的失忆乃源于“意识区域的被压缩”(constriction of
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)——此为从一般意识中分离出来而保存痛苦
记忆之处。当他的歇斯底里症患者处于催眠出神状态时,他们即能将解
离的事件以非常精致的细节重置。例如他的病患艾琳曾记述,她对母亲
逝世前后大约两个月期间所发生的事毫无记忆。当处于出神状态时,她
即能重现所有那两个月发生的痛苦事件,包括死亡的场景,宛如它们就
发生在当下。
卡迪纳也认为,被压缩的过程使得创伤记忆无法进入正常意识中,只容许一些破碎的记忆以记忆侵扰的症状出现。他记录了一个海军退伍
军人的案例,患者抱怨长期的知觉麻木无感、疼痛和腰部以下冰冷,但
否认在战争期间有任何创伤经历。在没有正式使用催眠的情况下,经由
不断地询问,他忆起服役的战舰沉没时,他泡在冰冷的海水中数小时等
待救援,但仍否认对此事件有任何情绪性反应。然而,在卡迪纳不断追
问下,患者开始变得激动、愤怒和惊恐:
我指出他所抱怨的症状……和他腰部以下曾浸泡在冰冷海水中两者
之间的相似性。他承认说,当他闭上双眼,并容许自己去想此刻的感觉
时,他仍能看到自己紧抓着一半已没在海中的救生艇之景象。他接着
说,当他紧抓着救生艇时,全身都感到剧烈的疼痛,而且当时除了疼痛
以外,脑中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。他也回想起许多人昏迷并溺毙了。大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体而言,患者因当时全神贯注于由冰冷海水所引起的剧痛感,而让他保
住性命。因此这个症状代表……对他被浸泡在海水中之原始感觉的复
制。
在此案例中,被压缩的过程并没有造成完全的失忆,而是形成一个
修剪过的记忆,其中既无情绪也无意义。这位患者不“允许自己去想”有
关自己症状的意义,因为如此做,将会把他带回自己差点没命和目睹战
友死亡的痛苦、恐惧、愤怒中。这种刻意地压抑与创伤事件有关的想
法,和较无自觉的解离形式,是受创患者的主要特征之一。
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禁闭畏缩的症状,不只作用在思想、记忆和意识
状态中,也作用在全部有目的的行动与想法中。为了想拥有安全感和控
制自己无处不在的恐惧,受创患者处处设限自己的生活。两位强暴罪行
创伤患者描述她们在创伤后的生活是多么狭隘:
我一个人时哪儿也不敢去……我感到安全毫无保障且极度害怕,所
以我什么事也不做……我只想待在家里,我就是怕得要命。
我把自己的头发剪光,我不要对男人有吸引力……这一阵子我只想
让自己看起来很中性,这样我才觉得安全。
参战退伍军人史密斯描述战后他如何将自己生活中的禁闭畏缩合理
化,以致长久以来一点都没有察觉到自己受制于恐惧的程度有多严
重:“我工作的时间仅限于从午夜到早上8点,或晚上11点到早上7点,我从来都不了解为什么。本来我对夜晚存有恐惧感,所以我一直很担心
在晚上是醒着的。当时不懂,现在我知道了。我对自己的合理化解释
是,那种时间没有人会来管我,我可以自由自在,我不用去听那些乱七
八糟的政治性口水战,没人会来烦我,我可以独处。”
禁闭畏缩的症状也干扰了对未来的期待和计划。格林克和史皮格观
察那些在战时曾目睹战友死亡或受伤的军人之反应,发现他们对自己制
定计划和采取主动积极行动的能力信心大减,而且迷信和奇幻的思想愈
来愈强烈,也非常依赖幸运护身符和好兆头。特尔在一项被绑架学童的
研究中,描述这些孩子如何在事后变得非常相信其实早有预兆警告他们
会发生这件事。在绑架事件多年之后,这些孩子仍持续到处留意预兆以
保护自己和引导自己的行为。甚至在此事发生多年之后,这些孩子对未
来仍充满极为悲观的想法;问起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时,许多人回答说
他们从来不去想象未来,也不为未来做计划,因为他们预期自己会早
夭。
受创者会避免任何足以勾起过往创伤回忆的情境,或任何可能涉及
未来规划与风险的行动,却也同时剥夺了一些新的契机,因为如果能够
成功地面对、处理,或许可以减轻创伤经历所带来的影响。因此,禁闭
畏缩的症状,虽然可能代表一种抵御痛苦情绪状态的企图,却也可能因
此付出惨痛的代价,因为这些症状会窄化并耗损患者的生活质量,而且
使创伤事件的影响永远存在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
在经历过极端危险之后,记忆侵扰和禁闭畏缩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反
应,会形成一种摆荡于两端的律动。这两个相反心理状态之间的矛盾冲
突,也许就是创伤后症候群的最大特征。由于记忆侵扰和麻木无感的症
状都无法让创伤事件得到整合,这两个极端状态的交替出现,或许可以
解释为患者企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可接受的平衡点。但平衡正好就是
受创者最缺乏的,受创者会发现自己被摆荡在失忆与创伤重现两个极端
之间,摆荡在被排山倒海而来的强烈情绪淹没和完全无感无觉的麻木状
态之间,摆荡在慌张冲动的行为和完全被抑制的无能之间。这种周期性
交替所产生的不稳定,使受创者的不确定感和无助感进一步恶化。创伤
症状的矛盾冲突,因此将可能永远挥之不去。
随着时间流逝,这个矛盾冲突也会逐渐地演化。刚开始时,创伤事
件的侵扰性再现较占优势,受害者会维持在一个高度激动的状态,为防
范新的威胁而保持警戒。创伤事件之后的最初数天或数周,是侵扰性症
状出现最明显的时候;在3~6个月中程度会逐渐减缓,然后随着时间慢
慢变弱。例如在一个有关犯罪受害者的大规模小区研究中,大部分的强
暴罪行创伤患者报告说她们最严重的侵扰症状会在3~6个月后逐渐减
少,但在被强暴后一年中仍随时会感到害怕和焦虑。另一个对强暴罪行
幸存者的研究也发现,大多数(占80%)在一年之后仍抱怨有侵扰性恐惧的存在。另一组强暴罪行幸存者,当第一次在医院的急诊室访谈的两
三年后再联络她们时,大多数人仍受到一些可归因于强暴引起之症状的
折磨。这些创伤患者最普遍提到的症状,是与创伤相关联的特定恐惧、性方面的障碍和日常活动的局限性。
受创的伤痛也可能延续得更久。例如,伯吉斯和霍姆斯特龙在一家
医院的急诊室中研究强暴罪行受害者的4~6年后,再度联络那些妇女
时,其中34认为她们已经复原了。请她们回顾时,大约13(占37%)
认为她们一年不到就复原了,另外13(占37%)觉得她们花了超过一年
的时间才复原,但也有约14(占26%)觉得她们尚未复原。
在荷兰的一个针对人质的研究,也记录了单一创伤事件所带来的持
久影响。所有这些人质在被释放之后的第一个月内都有症状产生,而在
6个月后到1年之间,有75%仍为症状所困扰;囚禁得愈久的人症状愈严
重,所需的复原时间也愈长。在事件之后6~9年的长期追踪调查中,几
乎一半占的创伤患者(占46%)仍然报告有禁闭畏缩的症状,13(占
32%)则报告仍有记忆侵扰症状。虽然广泛性焦虑症状会随着时间而减
缓,但心身症状(psychosomatic symptom)其实是愈来愈恶化。
虽然与创伤相关的特定症状似乎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去,但如果被与
原来创伤有关的事物所触动,就算已过数年之久,症状还是可能复发。
例如,卡迪纳曾描述一位8年前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死里逃生的退伍军
人,在坠机周年日突遭记忆侵扰症状的袭击。在一个最近的案例中,一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,在30年后突然复发噩梦和其他记忆侵扰
症状。
当侵扰性症状减轻时,麻木或禁闭畏缩的症状即取而代之。受创者
可能不再感到害怕,从外表看来可能已回复到以往正常的生活形态。但
没有改变的是,日常事务似乎脱离了它们原有的意义,现实感也不断受
到扭曲。受创者可能会抱怨他只是行尸走肉,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观察
自己每天的一举一动。只有当恐怖记忆重复再现时,才会暂时打断麻木
无感和与现实的隔绝感。对于受创者疏离与心如死水的状况,伍尔芙对
一位患有炮弹冲击症的退伍军人有段非常经典的描绘:
“好美!”(他的妻子)喃喃低语着,并轻碰塞普蒂莫斯,想引起
他的注意,但美丽的东西在玻璃窗后。连吃东西(蕾莉儿喜欢吃冰、巧
克力、甜食)对他也毫无滋味。他把杯子放在大理石茶几上,看着外面
的人群;他们好像很快乐,聚在街道的中央,没事地叫着、笑着,乱成
一团。他没有味觉,甚至没有了感觉。在茶馆里,周围都是桌子和喋喋
不休的侍者,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感向他袭来——他就是无法去感
觉。
对受创者的内心世界和外在活动产生压迫限制的,是一些消极性的
症状。它们没有剧烈的起伏,它们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那些少掉的东西。
正因如此,禁闭畏缩的症状不容易察觉,且创伤的源头通常也不可考。
随着时间流逝,当这些消极性症状变成创伤后应激障碍最明显的特征时,反而愈容易忽略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诊断,因为此症的症状非常持
久且影响面极广,可能很容易被误认为受创者本身的人格特质。这是个
代价很高的错误,因为当一个人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却未诊断出来时,将注定要过一个不断耗损的人生——被记忆纠缠折磨,被无助与恐惧所
禁锢。以下是又一段莱辛对父亲的描述:
一个年轻的银行职员,工作时间长却只领很少的薪水,但他跳舞、唱歌、游玩、和人打情骂俏——这个天生活泼快乐的人,在1914年、1915年、1916年中的某年被杀了。我想,我最棒的那个父亲已经在那场
战争中死亡,他的灵魂被那场战争践踏得残破不堪了。我遇到过那些认
识我父亲年轻时候的人,尤其是女性,都会提到他的快乐、他的活力、他的享受人生,也会提到他的亲切、他的善心——还有那不断重复提及
的——他的聪明……我想他们应该认不出那个我所认识的父亲——病恹
恹、暴躁不安、失魂落魄、忧郁苦闷。
即使在事件经过很久以后,许多受创者仍会觉得一部分的自己已经
死了。病情最严重的那些患者,恨不得一死百了。有关创伤事件的长期
影响,也许最令人感到不安的资料来自一个犯罪受害者的小区研究,其
中包括100位曾被强暴的妇女。所有个案从事件发生至调查当时的平均
时间是9年。研究只记录一些主要的心理卫生问题,对于创伤后症状的
较细微层面则未加注意。即使是这么粗糙的研究,也可明显看出创伤的
长期且具破坏性的影响。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比其他的受害者发生更多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的“精神崩溃”,更多的自杀想法,更多的自杀尝试。她们在被强暴之
前,有自杀企图的可能性并不比其他的人高,但在被强暴之后,几乎有
15(占19.2%)的人曾尝试自杀。
对严重创伤后之自杀率的确实估计,仍是充满争议的谜。大众媒体
曾报道说,越战退伍军人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,比在战场上死亡的人数
多得多。这种说法似乎太过夸张,但伤亡人数的研究却也显示,战斗创
伤的确可能会增加自杀的风险。汉丁和哈斯在对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
参战退伍军人研究中,发现一个有指针意义的数据:少数人曾有自杀的
企图(占19%),或持续想到要自杀(占15%)。大多数持续有自杀念
头的人都曾置身于惨烈的战役中,他们受到战争经历中尚未解决的负罪
感,和严重且不断的焦虑、忧郁以及创伤后症状所折磨。在此研究的过
程中,就有3个个案自杀身亡。
因此,这种创伤时刻所产生的“毁灭的威胁”,就算危险早已不复存
在,仍可能阴魂不散地纠缠着创伤患者。难怪弗洛伊德会在创伤性神经
官能症中发现“心魔作用”的征候。创伤时刻的恐怖、愤怒和怨恨,将继
续存活在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中。第3章 外部关系的断绝
在创伤事件之后,创伤患者变得更容易受到伤害,他们的自我感已
经破碎,而重建的唯一方法,就是最初形成的方法——建立与他人的联
结关系。
创伤事件造成人们对一些基本人际关系产生怀疑。它撕裂了家庭、朋友、情人、社群的依附关系,它粉碎了借由建立和维系与他人关系所
架构起来的自我,它破坏了将人类经验赋予意义的信念体系,违背了受
害者对大自然规律或上帝旨意的信仰,并将受害者丢入充满生存危机的
深渊中。
对生命外部关联性的损害,并非原先以为的是创伤的次要影响。创
伤事件的主要影响,不只在自我的心理层面上,也在联结个人与社群的
依附与意义系统上。霍罗威茨将生命中的创伤事件定义为:在与现实世
界的关联中,那些无法与受害者的自我“内在图式”同化的事件。创伤事
件破坏了受害者对环境安全、正面自我价值和天地万物合理秩序的基本
认定。强暴罪行创伤患者艾莉丝见证了这种安全感的丧失:“当我被强
暴时,我失去了童贞,也几乎失去生命。我同时也失去一些原有的信
念,像是世界的运行方式,和我能得到多少安全保障。”
人的安全感,或基本的信赖感,是在人生的最初阶段与第一位照顾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者的关系中获得的。这种信赖感源于生命本身,并将跟着一个人走完人
生旅程。它是所有关系与信念系统的基石。对人类而言,被呵护照顾的
最初经验,将使他们有能力面对并展望所处的世界,也使他们有可能相
信这是一个会善待自己的世界。基本的信赖感是相信生命延续性、自然
的秩序和上帝至高无上旨意的基础。
恐怖事件发生时,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向最初安全感的来源寻求安慰
和保护。受伤的军人和被强暴的妇女会哭喊他们的母亲或上帝。一旦这
样的哭喊没有得到响应,基本的信赖感即开始破灭。受创者感到被完全
放弃、全然的孤独,和被逐出那赖以生存的由人与神眷顾保护的系统之
外。此后,疏离和隔绝的感觉扩散至每一种关系,从最亲密的家人到最
抽象的社群与宗教教友。一旦信赖感丧失,受创者觉得与其说他们还活
着,其实更像是死了。伍尔芙在描绘患有炮弹冲击症的退伍军人塞普蒂
莫斯·史密斯(Septimus Smith)时,捕捉到这种内在毁灭的特质:
这一切终于显露在塞普蒂莫斯面前,那隐藏在华丽文藻下的启示。
这个秘密信息,在伪装之下,一代传一代:厌恶、怨恨、绝望……我们
不能将小孩带到这样的世界里。我们不能永远受折磨,或让这些贪婪动
物不断繁衍,他们没有长久持续的情感,只有一时的兴致和无意义的行
为,不断打转着,一会儿这样,一会儿那样……因为事实是……人类没
有仁慈,没有信仰,也没有施舍,除了用它来增加一点当时的乐趣以
外。他们成群结队出外猎食,掠过沙漠,倏忽来去,只留咆哮声回荡荒野间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受损的自我
与照顾者建立起关联性的安全感,是一个人性格发展的基石。当这
个关联性被破坏后,受创者将丧失最基本的自我感。原本早已消失、在
儿童和青少年阶段才发生的成长期冲突,一下子被重新激发了。创伤事
件迫使创伤患者重新经历所有她早年在发展独立自主、主动进取、能
力、认同和亲密关系等各方面的挣扎奋斗。
儿童要能发展出正面的自我感,必须仰赖照顾者审慎使用本身的权
势。如果一个权势比小孩大得多的父母,能表现出对孩子个体性与尊严
的注重,孩子将因此觉得自己是有价值且被尊重的,并因此发展出自
尊。孩子也将发展出独立自主性,那是一种在人际关系中有适当界限的
自我感。孩子也会学着控制和调节他的身体功能,形成并表达自己的观
点。
创伤事件在个人身体完整性的基本层面上,因身体被侵犯、被伤
害、被玷污,而违背了个人的独立自主性。对身体功能的控制力也丧失
了;一般对战争与强暴的传统看法中,这种控制力的丧失通常会被说成
创伤中最耻辱的事。而且显而易见地,在受创当时个人的自主性是毫无
价值的。例如在强暴中,攻击的意图正好体现为对受害者独立自主和尊
严的蔑视。创伤事件也因此摧毁了一个人在与他人产生关联时还能保有
的自我的信念。在正常的发展阶段中,追求独立自主时产生的冲突如未能充分解
决,这个人就容易感到羞耻与怀疑。这些相同的情绪反应也会在创伤事
件后重现。羞耻感是一种对无助、对身体完整性的遭侵害和对在别人异
样眼光下失去尊严的反应,怀疑则反映在当维持与他人的关联性时,却
无法保留自己独立性的观点。在创伤事件之后,创伤患者不只怀疑他
人,也怀疑自己,世事已不再是它们原来的样子了。参战退伍军人欧布
莱恩如此描述这种具有侵蚀性的怀疑感:
对一般的军人而言……战争给他们的感觉(精神上的质感)有如鬼
魅一般的浓雾,厚重且永不消散,让你什么都分不清。每样东西都像在
漩涡中打转。既有的规则都不再有用,既有的事实也不再真实。对与错
已合流混杂,再也分不清。秩序掺杂着混乱、爱掺杂着恨、丑陋掺杂着
美丽、法治掺杂着暴乱、文明掺杂着野蛮。一团迷雾将你吸入,你不知
道身在何处,也不知为何在此,唯一确定的,就是找不到任何确定的
事。在战争中,你会失去确切感,也失去真实感,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
说:在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里,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真实的。
在一个儿童的正常发展过程中,逐渐增长的才能与主动进取的能
力,会形成正面自我观感的一部分。如果在此能力发展过程中的冲突未
能充分解决,这个人就比较容易有负罪感并觉得低人一等。非常明显
地,创伤事件会重挫人主动进取的能力和压垮个人的才能。无论受害者
之前是多么英勇无畏、多么机智聪慧,他的行动都不足以避开灾难。在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创伤事件之后,当创伤患者回顾和评价自己的行为时,负罪感与低人一
等的感觉是相当普遍的。利夫顿发现“创伤患者的负罪感”,普遍存在于
一些经历过战争、天灾或核弹大屠杀的人们心中。强暴基本上会造成相
同的影响:有负罪感的人是受害者,而不是加害者。负罪感也许可以解
释为受害者企图从苦难中学到有用的教训,和重新拾回一些力量与掌控
感的反应。去想象你当初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以避开灾难,应该会比承认
那全然无助的现实要更好忍受得多。
当创伤患者曾目睹其他人的痛苦或死亡时,负罪感会特别严重。自
己运气好死里逃生,别人却倒霉难逃一劫,这样的想法会产生良心上的
重担。灾难和战争创伤患者萦绕心头的,是那些别人在垂死挣扎、他们
却没有能力援救的影像。他们产生负罪感,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冒生命
危险解救别人,或因未能满足垂死者的要求。在战争中,目睹战友的死
亡,将使这个军人特别有可能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。同样地,在天灾
中,目睹家人的死亡,也最有可能让创伤患者发展出棘手而长期的创伤
症候群。
会严重破坏人类之间的关联性,并增加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风险
的,莫过于当创伤患者不只是被动地目睹,而是积极地参与致人于死地
的暴行时;而当此种暴行已不能再用一些较高尚的价值与意义加以合理
化时,战争的创伤将更加严重。在越战中士气之所以严重败坏,是因为
取得胜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能的目标,而成功的标准变成杀戮本身,例如在战场上清点敌人的尸体。在这些情况下,不仅是暴露在死亡的威胁
中,亲身参与毫无意义的恶意破坏行动,更使这些人最可能受到长期的
心理损伤。在一个对越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中,大约有20%承认在越南执
勤时期曾目睹暴行,另外9%承认曾亲身犯下暴行。在从战场返乡的数
年后,症状最严重的就是那些目睹或亲身滥用暴力者。为了确认这些发
现,另一个对越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也发现,所有那些承认参与暴行者,在战争结束的十几年后,仍然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。
相信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之信念,在与他人的联结关系中形成,并开始于生命的最初阶段。从主要亲密关系中获得的基本信赖感,是所
有信念的基石。其后对更进一步有关法律、正义、公平等抽象观念,则
是在儿童期经由与照顾者和同伴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。至于更抽象的一
些问题,如宇宙的运行法则、个人在社群中的位置和人类在大自然规律
中的地位等,都是青少年和成年时期发展中正常的关注焦点。要解决这
些有关存在意义的问题,需要个人与广大的社群有更多的接触与互动。
创伤事件粉碎了人与社群之间的联结感,造成信仰的危机。利夫顿
发现,在灾难和战争之后会有一种常见的反应:对社群产生普遍的不信
任感,并认为这是一个“虚伪”的世界。一位越战退伍军人描述其信仰的
丧失:“我无法在心中对自己做合理的解释,为什么上帝会让好人死?
我曾找过好几位……神父,我就坐在其中一位面前并对他说:‘神父,我不明白:为什么上帝会容许小孩被残杀?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这是什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么战争、什么鬼话?我的朋友如今都死光了。’……神父看着我的眼睛
对我说:‘我不知道,孩子,我从未经历过战争。’我说:‘我不是在问你
战争,我是在问你神啊!’”
如果创伤事件本身牵涉重要关系的背叛,对创伤患者的信仰与社群
感的损伤将更为严重。这类事件的意象通常在背叛发生时即已定型,且
因信赖感的破灭而带给这种侵扰意象强烈的情绪反应。例如,卡迪纳曾
对一位海军退伍军人进行心理治疗,他在战舰沉没时从海中被救起。在
透露自己国家的军队是多么令人失望时,他显得极端烦躁不安:“这位
病患变得非常激动且开始不断地咒骂;惹起他怒气的事显然与他的获救
过程有关。他们在水中大概待了12个小时后,才被一艘鱼雷艇救起。当
然那些在救生艇上的军官先被救起,而有八九个人紧抓住病患所在的橡
皮艇,他们还得在水中再泡上六七个小时才会有救援到来。”
纵使那些军官已在相对较安全的救生艇上,他们还是先被接走,而
那些挂在橡皮艇边的士兵却受到忽略,其中有些等不及救援到来就已溺
毙。虽然卡迪纳接受这个程序是正常军队纪律的一部分,但这个病患却
因为发生这种被自己人当作牺牲品的事而感到恐惧。那些援救者对他生
命的不重视,对他造成的创伤更甚于受敌人的攻击,被浸泡在冰水中的
身体疼痛、对死亡的恐惧,和当时共患难的战友之死。那些援救者的冷
漠摧毁了他对自己社群的信念。这个事件之后,这位病患表现出的不只
是典型的创伤后症状,还有病态伤痛、人际关系破裂、慢性抑郁症(depression)的征兆:“他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都反应激烈,而且看不得
别人身体或感情受到伤害或受威胁……(然而)他自称他好想揍人,他
也变得常常向家人挑衅。他说,‘我真希望我已经死了;我让身边的人
都感到痛苦。’”
这位患者这种人际关系的矛盾特质,在受创者身上非常普遍。由于
在调节强烈愤怒情绪方面有困难,创伤患者总是摆荡在自己会失控地表
现愤怒和对任何形式攻击的无法忍受之间。因此他一方面对他人充满慈
悲与护卫之心,且无法忍受任何人可能会受到伤害的想法;但另一方
面,却会对家人烦躁不耐且大发雷霆。这种不一致是他痛苦的来源之
一。
类似的摆荡也发生在亲密关系的处理上。创伤迫使患者想从亲密关
系中逃离,却又拼命地想抓住它。基本信赖感的严重瓦解,常见的羞耻
感、负罪感和自卑感,想避免可能会唤起创伤记忆的社交生活,所有这
些困扰,都促使患者从亲近关系中退缩。但对创伤事件的恐惧感,又使
患者有被保护和依附他人的强烈需求,受创者因此不断在隔离孤立和渴
望依附他人之间来回摆荡。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,不只作用在创伤患者
的内心世界,也影响到与他人的亲近关系。结果是形成热切却不稳定的
关系,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波动。一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描述创伤事件
如何摧毁她与他人的关联感:“我实在无法形容我的内在到底发生了什
么变化。我失去了控制力,这一生从来没有如此害怕和无助过。我感到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好像整个人已被抛离地球,从此将独自漂流在无垠的黑暗中。我一再地
在骇人的噩梦中重现被强暴的经历……我好害怕跟人在一起,但也好害
怕自己一个人。”
受创者因为自我感的基本架构受损而痛苦不堪。他们对自己、对他
人、对上帝都失去信赖感;他们的自尊心被羞耻感、负罪感和无助的经
历所践踏;他们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,也被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强烈矛
盾情绪所危害;他们在创伤发生前建立的认同感也永久性地损毁。强暴
罪行创伤患者南希·齐根梅尔(Nancy Ziegenmayer)见证了这种自我感
的丧失:“从前那个我,在1988年11月19日的那个早晨,从我和我的家
人手中被抢走了,往后的余生中,我再也不是那个相同的我了。”脆弱性与适应性
心理伤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创伤事件本身的特质,个人的性格特
质在面对巨大创伤事件时则无太大影响。创伤的严重程度及其造成的心
理冲击之间,存在一个单纯而直接的关系,可以从受影响的人数或伤害
的强度与时间长度加以衡量。有关战争和天然灾害的研究已建立一
个“剂量与反应曲线”(dose-response curve),此曲线显示出,暴露于创
伤事件的程度愈大,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人数百分比就愈高。
在越战退伍军人复员并重新适应平民生活的全国性研究中,将曾在
战场中执勤的军人,与未曾派往战场的军人和平民对照组做比较。在战
争结束的15年后,超过13(占36%)参与激烈战役的越战退伍军人,仍
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之诊断;相对地,只有9%有轻度或中度交战经验
的退伍军人、4%从未被派往越南的退伍军人和1%的平民罹患此症。在
复员返乡后至今曾出现过症状的退伍军人,人数大约两倍于研究当时仍
出现此症候群者。那些曾置身于激烈战役中的军人,大约34受过创伤
后症候群之折磨。
如果暴露在创伤环境的程度够严重,则无人可幸免。特尔研究一群
曾被绑架并遗弃在洞穴中的小学生后发现,所有小学生都出现创伤后症
状,有些在事件后立即出现,有些则在四年后的追踪调查中才发现。虽
然这些孩子的身体并未受到伤害,但所受到的惊吓、死亡的威胁和绑架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者阴沉莫测的敌意,都对他们的心理形成强大冲击。在医院急诊室访谈
强暴罪行创伤患者的伯吉斯和霍姆斯特龙发现,每一位受侵害妇女,在
事件后都立即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。
在一些追踪调查中发现,相较于其他类型犯罪的受害者,强暴罪行
创伤患者有较高的长期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罹患率。如果知道这种创伤的
特质,则强暴的这些可怕影响一点也不令人惊讶。强暴的基本要素就是
对人的身体、心理和道德上的亵渎侵犯(violation)。事实上,亵渎侵
犯就是强暴的同义词。强暴者的目的就是要恫吓、支配和羞辱他的受害
者,使她完全无助。因此强暴就本质而言,就是故意用以造成心理创伤
的。
虽然一个人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,主要视创伤事件的本
质而定,但个别差异在决定其异常反应之形式中仍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就
算是对同一事件,也没有任何两个人会有相同的反应。虽然创伤症候群
有许多固定的特质,但不会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相同。例如在一个针对患
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之参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中发现,与每个人显著症状模
式相关的,是个人童年成长史、情绪冲突引爆点和适应模式。在参战前
有反社会行为倾向者,比较可能出现恶劣心境和愤怒的显著症状;而对
自己有较高道德期许和满怀慈悲心肠者,则比较可能有抑郁症的显著症
状。
创伤事件的冲击程度,也要视受影响者之适应力强弱而定。虽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的研究显示,每个人都有其“崩溃
点”(breaking point),但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容易崩溃;只有很少数
的例外,他们似乎在极端的情况下显得较不脆弱。一些对各种不同类型
的人进行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:抗压能力较强的人,似乎具有较成
熟的社交能力、细心积极的处世风格,并对掌控自己前途命运的能力有
高度的自知之明。例如,当对一大群儿童从他们出生至成人做追踪调
查,大约有110的儿童会显示出对早期恶劣环境不寻常的承受力。这些
儿童的特质是:具有机敏积极的性格、不寻常的社交能力和与他人的沟
通技巧,以及对自己有能力决定自己命运的强烈意志,心理学家称这种
意志为“内在控制”(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)。类似的能力也可以在一
些对疾病有特殊的抵抗力,和面对一般生活压力表现坚毅的人身上发
现。
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,适应力强的人能利用任何机会与他人协力采
取有意义的一致行动,一般人则很可能因恐惧而瘫痪或畏缩孤立。这种
纵使身处极端险境,依旧保有社群关联性和积极应对策略的能力,似乎
在某种程度上可保护一个人免于日后发展出创伤后症候群。例如,在一
群海难的创伤患者中,那些能够与他人合作而成功逃生的人,事后显示
出相对较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迹象。相对地,那些“冻僵了”和有解离现
象的人,日后则出现较多的症状。而那种不愿与他人合作,单枪匹马横
冲直撞的“兰博型”人物,也是此症的高危险人群。
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从一个针对十名虽然参与过激烈战役、却从未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
碍的越战退伍军人研究中,再一次印证三个重要的特质:积极而任务导
向的应对策略、优秀的社交能力和内在控制。这群出类拔萃的军人,纵
然身处最混乱的战场,仍神志清醒地专注于保持自身的冷静、判断、与
他人的联系、道德价值观和存在的意义。他们将参与战争视为“努力求
生存所需实际面对的危险挑战”,而非证明自己男子气概的机会或只能
无助受害的情况。他们努力为自己从事的行动建立起一些合理的目的,并将其理念与他人沟通。他们表现出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的高度责任
感,并避免没有必要的冒险,有时也会出面反对他们认为太过轻率的命
令。他们承认存在于自己和别人心中的恐惧,但会以尽其所能将自己准
备好加以克服。他们也会避免让自己陷入愤怒的情绪中,这是他们视为
会危及生命的事。在一个士气低落并充满暴戾之气的军队中,这群人中
没有一个表现出对敌人的怨恨和报复心态,也没有一个做过强暴、酷刑
拷打、杀害平民或战俘或损毁尸体的事。
一些曾遭强暴或强暴未遂之妇女的经历也显示,相同的适应力特
质,在某些方面也会发挥保护作用。那些能保持冷静、使用许多积极策
略并尽力抵抗的妇女,不只较有可能成功地阻止强暴的企图,就算这些
努力最终仍告失败,也比较不会罹患严重的创伤症状。相对地,那些因
恐惧而动弹不得和未经挣扎即屈服放弃的妇女,不只容易被强暴犯得
逞,且很可能在事后感到强烈的自责和沮丧。然而,一般妇女所拥有的
良好社交能力,在面对一个强暴企图时,通常会成为有害的因素而非长处。有些妇女尝试激起强暴者的人性善念,或尝试建立起与强暴者某种
形式的同理沟通,这些努力几乎是徒劳无功的。
虽然适应力强的人,有最佳的机会在较无损伤的情况下存活下来,但没有一项受害者的个人特质本身足以提供可靠的保障。创伤患者普遍
会提到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好运。许多人也深刻感受到,如果不是老天眷
顾,创伤事件的伤害可能严重得多,他们也可能早就“支离破碎”了。有
时创伤患者会将他们能逃过一劫的原因,归之于与某人心有灵犀的意象
上,那个他们纵使身处绝境也设法去维系的联结,虽然他们也很清楚这
种联结是脆弱且可能很轻易就会被破坏的。一位从蓄意谋杀中存活下来
的年轻男子,描述了这种联结所扮演的角色:
一连串的好运保住了我这条命。至少他们没有折磨我。我真不敢相
信我能死里逃生。当他们刺伤我并丢下我一个人等死时,我脑中忽然浮
现出父亲的鲜明影像,我知道我还不能死,如果我死了,他一定悲痛万
分。我要和他化解争执、重新和好。一旦我决心要活下去,神奇的事发
生了,虽然我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,我却确确实实看得到我手腕上的绳
结。我自己解开绳子并爬到走廊上,邻居刚好及时发现我,只要再慢几
分钟,一切就都太迟了。我觉得我是重新再活了一次。
一小部分情感资源丰富的人,可能对创伤的负面心理影响有特别的
抵抗力,但在此光谱另一端的,则可能是特别脆弱的一群人。可预料的
是,那些情感资源贫乏或与他人隔绝的人,是风险最高的一群。例如,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「雅书」:http:www.yabook.org在被送往越南的军人中,年纪较轻且教育水平较低的士兵,比其他人更
可能受到极端战争经验的影响。他们也可能在返乡后得到较少的社会支
持,因此也比较不可能向朋友和家人谈及战争的经验。理所当然地,这
些人也是会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高危险群。被派往越南前就有精神
疾病的军人,很有可能返乡时已发展出广泛的精神问题,这样的脆弱性
不只针对创伤后症候群,被强暴前即有精神疾病的妇女,同样会被特别
严重与复杂的创伤后反应所折磨。生命中的创伤事件,就像其他的不幸
一样,对那些原本就身陷困境的人总是特别无情。
比成人更为弱势的儿童与青少年,更容易受到伤害。受虐儿童的研
究显示,心理异常的严重度与开始受虐的年龄呈反比,青少年士兵比那
些较年长的同袍更容易在战争中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;年轻少女在强
暴创伤中亦较脆弱。在青少年时期的恐怖和被剥夺权益的经验,将严重
危及在此生命阶段中的三种正常发展适应能力:形成认同感、逐渐从原
生家庭中独立出来,以及探索更广泛的社群世界。
战争与强暴,这两种分属公众和个人形式的社会型暴力,是青少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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